二、关于《大流歌》的表
问:《大流歌》改写定稿好几年了,为什么不通过常规渠道出版行?

答:四年多前,《大流歌》曾送到出版社。人家审查一遍说这是军事题材,含有文化大革命内容,又以中苏边境对抗为故事主线,必须上报批准。选题送到出版主管部门,准备上报北京时,遇到了“不合时宜,暂不申报”的中途拦截。之后,有的出版单位愿意合作,但不负责行。作者本不是文艺圈里的人,且年事已高,不愿为申请出版而奔波,更无心自己去推销书。在《人民文学》上看到一家文化艺术公司愿意代理,与其签了约。因对方一年半内未能履行相关条款,作者宣告解除合同。对方同意中止合约,寄回了原稿的纸基部分——照片。我国的出版业正在改革过程中,《大流歌》只能等待时机了。

问:《大流歌》可以说是呕心沥血写出来的,应该继续寻求其他方式表、传播。为什么急于网上公示呢?

答:全程参与中苏边境对抗的军队干部,大半已经辞世。活着的参与者中,视野相对广阔,能表述那场斗争性质和基本路数的人,已经为数不多了。把那段历程展现出来,是一个年逾古稀的边防老兵难以抹去的心愿。一次上网浏览群书,遇上了《解放战争》、《红五军团传奇》等严肃题材作品,引网上表《大流歌》的冲动。第一天上传6万字,头一个月上传二十万字。就这样,老丘八变成了步青年人后尘的网络文学新手,“幼儿园级”。

《大流歌》公示于网上,可以让多一些人知道有这么一部作品。历史总是曲折前进的。一旦时机成熟、形势适宜,就会有人来传播它,来二度、三度加工开它。作者尽到一个爱好文学的中国边防老军人的责任,心愿就算实现了。如果能得获得网站编辑的推广,让更多人关注这部作品,那就更好了。

问:《大流歌》上网公示之前,常规出版渠道受挫,是因为所谓的敏感题材问题吗?

答:名义上是的。每当提及此事,我就想起另一件事。1987年,靳羽西率领一个美国华语电视摄制组,不远万里来到黑龙江边,为的是拍摄爱辉历史展览馆。这本是华侨华人了解中国近代饱受欺压宰割史,回顾中华民族抵抗外强的奋斗史,开展热爱祖国教育的义举。已故的黑龙江省文化厅常务副厅长刘邦厚先生,当时还在黑河地区工作,由他陪同靳羽西一行前往爱辉古城。临进展览馆大门时,传来了“中途拦截”——“只能看,不能拍”。这让靳羽西难堪而不解,让她的摄制组哭笑不得,也让刘邦厚先生尴尬至极。他酌量再三,横下一条准备受处分的心,说:“进去!拍!”结果怎么样,大家不用问便会想到答案——那个华语电视台自然得体地处理了那起摄像风波。那个“上面的”中途拦截,也因上不了台面而不了了之了。

另一件事也很说明问题。中国的黑河与苏联的布拉戈维甚斯克隔江相对。这两个地州府级边境重镇之间,边防军的会谈会晤历来比较频繁。进入八十年代,边境形势逐渐缓和,双方联系趋于密切。在当时七千公里的中苏边境线上,黑河的会谈代表率先引导对方接触中国群众;率先接触对方群众;率先促成两个地方的友好团体交往;率先邀请苏联边防代表到中方代表家里做客;率先促成了两岸地方贸易和旅游的展开。那时候的黑河,往往不是通过军队和地方两家的正常途径先做好计划再层层请示,那样肯定会大费周折事倍功半。他们是请上级领导机关的相关部门负责人参与那里的会谈;借上级领导人直至党中央总书记视察的机会渗透自己的想法,阐明得失利害,争得必要支持。他们这么做,不是为了出风头,不是耍手腕,而是从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出,从当时两国政治关系和边境形势的实际出,一点一滴地去推动形势展,不是消极等待形势好转。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看透了某些机关的办事作风,是迫不得已却又屡试不爽的办法。

在我看来,上述那种“中途拦截”之所以生,是我们一些掌握某些权力的机构里,有些在位时间较长的从业人员滋生了一些脱离实际、脱离群众、不思进取,甚至以权谋私的风气。一是思维方法上的“随潮之气”,上面说要从严审查某种事物,有人就不管青红皂白,沾上那种事物的边儿就一律卡死。二是履行职务上的“惰性之气”,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事不关己高高挂起,何必出头惹是生非?三是公权行使上“利己之气”,“无利不起早”。这话不是无的放矢——出面拦截《大流歌》出版的那个部门的主官和常务副职,当时就深陷**案件漩涡,事后都被撤职降级。当时的“中途拦截”是不是要表示其还在认真履行职责?是不是表示其“原则性”依然很强?是不是表示其威力还在?是不是还有别的因由,比如个人恩怨之类(其中一人与作者相认二十年)在起着某种作用,那就无法说清楚了。

问:前言中曾提到,写作过程中从未触及任何档案资料。《大流歌》是纪实体裁小说,全靠记忆中的亲身经历,素材够用吗?

答:《大流歌》属纪实小说,写作中确实没触及任何档案资料。我估计好多小说,比如《林海雪原》,也没有档案资料可以触及。以长期生**验来写作,不一定只能写自传。亲身体验不等于体验自身,还会的很多的耳闻目睹,会有很多感悟积累在脑子里。此外,还有个人笔记,有老友叙谈,有当时的照片(原稿送出版社时就附13幅相关照片),都会浮现当时的情景与感受,都会勾起广泛联想。此外,共同走过那段历程的领导人和朋友出版的回顾性作品(如王海彦的《感悟人生》、刘邦厚的《两栖地》等)也能起到引联想和佐证事件的作用。

问:《大流歌》的故事主轴是中苏边境对抗,也展现了一些我国社会,特别是我军内部的负面因素。有几个后进人物的刻画还是比较深刻的,有没有玷污解放军形象之嫌?

答:我军历来就不“纯净水”,不是铁板一块。历来都是在政治路线的左与右、奋斗动机的公与私、对待群众的亲与疏,组织纪律的严与松等内部摩擦和斗争中成长壮大的。我党我军的伟大,都不是因为她比o.9999的黄金还纯粹,也不是像冰分子那么相对静止。她内部的团结不是一团和气,而是通过与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作斗争实现的。在瑞金,红军就枪毙了谢步升与唐达仁;在延安,八路军就枪毙了黄克功与肖玉璧;建国后,枪毙了刘青山与张子善。英雄固然能催人大奋进;败类也可以给人以启示。《大流歌》展现了一些负面思想和行为,一是因为这些负面因素确实比较普遍的存在于当时的部队中,有一定代表性。作品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和尖锐冲突中的反面作用力,包括造成外交被动事件的那些情节,都是历史事实的真实写照。作为纪实性作品,这是不应该回避的。二是这些负面因素是我国社会构成的必然表现,那几个问题突出的人物都还没坏到军队无法容留和改造的地步。那个年代上面出现了**,出现了黄、吴、叶、李、邱,各级各地都有大量的怪人怪事暴露出来。《大流歌》里的满、蔡、王、孙、李与前者相比,只是小巫见大巫,性质也有所不同。不展现他们,那段历史岂不就失真了吗?需要说明的是,作为小说,作品中的那些负面事件和内部冲突又不全是真人真事,就像正面典型人物不以某一个特定人为原型一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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