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……这个由祖国的叛徒、民族的败类、人民的敌人和社会渣滓组成的所谓的卡尔梅克突击队干尽了坏事,几天前,他们冒充伟大的工农红军,偷偷摸摸潜入阿廖夫家里,残酷无情地杀害了阿廖夫全家,那个卑鄙无耻的头目、卡尔梅克人的败类(我们不愿意说出他那又臭又长的名字,以免脏了我们的嘴)强奸了阿廖夫六十多岁的祖母,并抓走了阿廖夫祖母辛辛苦苦养大的两只鸡……”
廖廖数行念一句笑一阵,竟然念了十分钟之久,包括有两分钟的吵架时间:鞑靼有意无意地老往那两只鸡上扯,格鲁勃斯便认定这是影射他是鸡奸犯,两人差点动起手来。

鞑靼念到最后两句时大家都默然了:“光荣的红军战士们,如果你们抓到这支认贼作父的匪徒的话,不论是法西斯强盗还是苏联的叛徒,一律不留活口,把他们像野狗一样打死,决不让这些肮脏的走狗玷污神圣的俄罗斯土地。”

鞑靼无声地骂着,揉成一团扔在地上,狗蛋拾起来展平,连同鲍斯特的那张一起揣进兜里:“不是我小店儿(小气),用这个卷旱烟贼好。”

车停了,冉妮亚从驾驶室跳出来,匆匆忙忙隐身于树丛背后,几分钟后出来了,趁上车之机,对坐在最边上的盗窃犯撂下一句话:“队长出事了。”

盗窃犯说了上车以来的第一句话:“卡尔梅克人让我军法庭告了。”他发现大家都盯着他看,改口道:“德军,德军军事法庭。”

大家猜起谜语,鞑靼似乎在自言自语:“队长到底干了什么?让人家如此兴师动众。”狗蛋有口无心地插言: “是不是真的干了像鞑靼拾来的材料上说的那样……”

“你放屁。”鞑靼脖子上青筋暴突,“给你个60岁老太太,你去强奸吗?”

强奸犯期期艾艾:“是不是干了其他什么事?比如无意中拿了什么军用物资?有一次他拿来许多美国罐头让我们吃,还兴冲冲地说军需官没看见。”发现大家齐刷刷看着他,又齐刷刷去看盗窃犯,再次转到他脸上时眼睛里饱含担忧。

果然那边发话了:“那里来了一头野秃鹫,在这儿尽放臭不可闻的臭屁。”盗窃犯看来气坏了,还知道有野秃鹫和家秃鹫。也知道还有比臭不可闻还臭的屁。

汽车经过沃尔霍夫铝厂,他们的头像一根无形的绳子牵着,一直盯着铝飞溅的车间,还有曾经的集训地——那座仓库。这些在德军参谋总部没有正式编制的突击队,他们中的德军刑事犯像一股涓涓细流,一个多月前汇集到铝厂的一个车间,先是卡尔梅克人、后是冉妮亚把他们重新锻造,使他们像一股清泉,去洗涤战场上的污泥,污泥洗干净了,清泉变浑浊了,于是他们被送上法庭,希望把他们重新再变成清泉。

汽车穿越沃尔霍夫城区,街道两旁的市民驻足观看武装押送的他们,胆大点的悄悄议论:怎么自己人抓自己人了?是不是他们的情况不妙了?

车辆驶进水电站旁边的一座小礼堂,据说这个礼堂是20年代为招待帮助修水电站的德国工程师修建的,今天用来当作战地法庭。

他们被轰下车,恹恹地在车旁挤一堆站着,宪兵队长从后面车上跳下来,气势汹汹地冲到他们跟前:“你们像一群猪呀,德国的猪都比你们站得直。立正——开步走,那个瘦高个走在前面。”

米沙跟在一个宪兵后面,带领大家走过一堆垃圾场,越过一个高射炮阵地,来到小礼堂门前。门前站着两个宪兵,脖子上的狗链在冬日照耀下闪闪发光。

人渣们被带到审判厅隔壁的满是服装的小屋内,被告知绝对不能喧哗,今天有重要人物旁听。冉妮亚独自坐在角落里,突击队员们把她当成主心骨,她猜想的重要人物是集团军司令,如果她知道元首正在头顶的包厢里,无论如何不会显得如此落落寡合。

大厅里在宣布法庭纪律:“现在宣布几项法庭纪律:一、不准随意走动,不准大声喧哗,不准鼓掌。坐下。”然后是迟豫不决的落座声。

小礼堂坐满了穿制服的人。法庭正中挂着元首著名的凝神远望的半身像,下面就是法官。左边是公诉人,不远处是书记员席;右边是律师席,离辩护人不远处是证人的位置。主席台下面是被告席,与审判官们相对,以便于相互察颜观色。

法官席上的三位审判官在翻看厚厚的案卷,主审在军服外面套着法袍,在他动作幅度比较大时,法袍下会露出他的上校军阶和血红色兵种色,足此显示审判的档次还是比较高的。两边的审判员法袍的开口较低,不用费心地去猜他们的级别,两人的军衔相差悬殊:一个是少校,另一个却是小小的少尉。

少校宣布开庭审判。另一边的少尉瞪着眼前的名单,深吸了一口气,大声宣布:“带克拉斯克伊柳姆日诺夫到庭——”声音之宏亮,足以诠释以如此低卑的地位坐上高贵的审判席的原因。

声音被二传、二传复制、粘贴,一直传到门外。卡尔梅克人被两名法警夹在中间,从走廊走向被告席。坐在包厢的李德马上发现问题,对赫普纳耳语:应该勿需经过走廊,从剧院后门里直接走到被告席上。

服装室里,突击队员们争先从门缝里看着一脸倒霉相的头儿,边看边议论,门被法警“砰”一声关严了,米沙自嘲道:“这样也好,隔着门缝看人,会把人看扁的。”

卡尔梅克人刚进来时披挂齐全,也许是他有意把所有的勋章和奖章都戴在身上,给观众席上的一些军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连鲍曼都不得不承认:“他装扮得不错,他那来那么多勋章呢?”。赫普纳有点得意:“那当然,这可是他用命换来的。”“可是怎么站在被告席上了呢?”赫普纳哑然。

李德瞪大眼睛看着眼缭乱的勋章被法警一件件摘下。德国人以其特有的彻底性,摘取了制服上的肩章、领章、略章、臂章、鹰徽、佩剑、一枚突击勋章,一级十字与战伤章、银质反游击队勋章、脖子下挂着骑士十字、第二个纽扣上的2级铁十字绶带,连手上的国防军陆军胜利戒指也没有放过。

主审官开始必不可少的废话:

“姓名?”

“克拉斯克伊柳姆日诺夫少校”。

法官严厉地瞪了他一眼,重新问了一遍,这次他注意着没把军衔带出来。

“性别。”主审官仍然一本正经地问。

“不是女的。”犹豫了两秒钟后回答,法庭上一阵骚动。法官又严厉起来:“必须准确地回答法庭的提问,不然以蔑视法庭看待。”

“民族?”

“父亲是卡尔梅克人”。礼堂里喧哗再起。“母亲是德意志人。”大厅里一下子安静了。

“籍贯?”

卡尔梅克人干脆地回答:“不知道。”他很歉疚地向发问者点点头,“惭愧,真的不知道。”

观众席上一片窃窃私语,包厢里李德三人互相轮流望着,审判席上用锤子恢复了安静。

主审官一副饱经沧桑、见怪不怪的修为,“祖籍。”

“好像是卡尔梅克共和国埃利斯塔市,据说在我没满月时到了察里津,噢,就是现在的斯大林格勒……”

“这我知道”。主审官不耐烦地打断了他,“就是说你在那个布尔什维克的巢穴里长大的?”

他赶紧辩解:“不是,我父亲是粮食贩子,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背口袋的人,颠沛的很,连我都是在一个喇嘛庙里出生的。”

“胡说,是东正教堂吧?”法官肯定地说,他身边的人小声解释:“伏尔加一带有喇嘛庙,卡尔梅克人其实就是蒙古人的后代。”

卡尔梅克人顿了顿,接着说,“8月份我在勃兰登堡集训时看了一部电影,故事情节是1928年一群伏尔加德意志人为逃避布尔什维克的迫害,不远万里,穿越中苏边境进入满洲……”

“法庭禁止与本案无关的讲述。”主审官严厉地打断他,接着问:“婚否?”

“小时定过娃娃亲,是个鞑靼小丫头。”他道。观众席上一阵轻松的笑,李德也咧嘴笑了,并向赫普纳和鲍曼担当义务解说员。服装室的鞑靼乐了:“嗨!这家伙,他应该叫我舅舅。”

主审官不急不躁地继续:“可是布尔什维克党徒?”

卡尔梅克人声音一下子低沉下来:“半年前我是苏军副连长,非党人士不可能提干的。”

“请你正面回答是还是否。”法官看来对这种嚼唾沫星子玩腻了,提高了声音。

“1936年入的党。”卡尔梅克人简直是自言自语,法官喝道:“大声回答。”

卡尔梅克人用手比划着大声回答:“1936年,当时全苏正搞肃反,我在那时候入的党,要不然的话……”

“被告,在法庭上不准指手画脚。”法官训斥道。

“我在回答贵庭的问题。”卡尔梅克人脸微微红了。

“这是法庭,不是外交场所,不准用‘贵庭’的字眼。”法官鄙视着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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