乡村两级机构的确定,是县委县政府的事,文件上有明确的规定,照着做就行了。
村级干部的选举也好办,这是在乡党委乡政府的领导下进行,不是等于是在他夏天的领导下进行么。
乡党委乡政府的干部,主要分三个部分,两套班子成员,由县委常委会决定,其他一般干部,正式的由县委组织部确定,选聘干部由乡党委乡政府确定,报县委组织部批准。
夏天的打算是,选聘干部这一块,他必须得当家作主。
他最关心的还是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落实。
家庭联产承包制,是指农户以家庭为单位,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。
其基本特点是,在保留集体经济必要的统一经营的同时、集体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承包给农户,承包户根据承包合同规定的权限,独立作出经营决策,并在完成国家和集体任务的前提下分享经营成果、一般做法是将土地等按人口或劳动力比例根据责、权、利相结合的原则分给农户经营。承包户和集体经济组织签定承包合同。
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具体形式是,一,包干到户,各承包户向国家交纳农业税,交售合同定购产品以及向集体上交公积金、公益金等公共提留。其余产品全部归农民自己所有。二,包产到户,实行定产量、定投资、定工分,超产归自己,减产赔偿。
但藤岭县委的部署略有不同,在落实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过程中,准备保留生产小队一级的经济核算。
夏天在这方面更为大胆,他认为县委的部署有些保守,应该是坚决执行中央和省委关于农村改革的决策,采取一步到位的办法,在保留村级集体经济的同时,取消生产小队一级的经济核算,彻底解放农民的积极性和气产力。
很显然,夏天的想法与县委的部署有冲突,夏天的胆子太大,步子太快。
黎菁表示担忧,这个问题她与夏天在县党校学习时就争论过。
县委的部署不能说没有道理,藤岭县地处东南沿海,地穷人穷,交通极其落后,没有象样的工矿企业,农业产值能占到全县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。
原县委书记刘东风不是一个保守的领导,早在一九七八年的时候,他就鼓励农民自发组织起来,开办各类工业手工业和服务业等企业,与后来的乡镇企业不同,当时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企业,大多隶属于生产小队一级,据不完全统计,当时这样的小作坊小企业发展到七千五百多家,涵盖了全县几乎全部的生产小队和百分之九十七点五的农户。
刘东风的创举,在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同时,极大的改善了农民的生活,曾得到中央部分领导和之江省委的肯定,并被当作先进经验,在八省一市经验交流会上加以推广。
但是,作坊式的企业形式,注定是脆弱的和短暂的,红火了二三年以后,生产小队办的小企业大量倒闭消亡,藤岭县的农村经济发展又陷入了瓶颈。
藤岭县委的愿望是好的,暂时保留生产小队这一级单位,起码还能保住现存的隶属于生产小队的两千七百多家小企业小作坊,同时,这也算是保卫了前任县委书记刘东风创造的先进经验。
如果以夏天的做法,在这次农村改革中直接取消生产小队,那剩下的两千七百多家小企业小作坊,可能很快就会倒闭消亡。
黎菁表示反对,作为从县委大院出来的人,当然要忠实执行县委的决策。
夏天还是固执己见,他在大学期间选修过经济学和市场学的课程,对柳随才老师讲的一个理论有很深刻的理解。
柳随才老师说,解放生产力特别是解放农村和农民的生产力,一个最主要最核心的标准是自愿原则。
黎菁说:“小夏,据我的初步了解,咱们南岙公社二十二个生产大队,一共有两百九十七个生产小队,现在还有一百五十多家生产小队开办的小企业小作坊,如果以你的做法,没有了生产小队这一级集体,那这些小企业小作坊恐怕很难再存在了。”
“姐啊,我是农民出身,我知道农民的想法。”夏天笑着说:“我先给你讲个故事,我家所在的生产小队,就有一个小作坊,专门从锅底河里挖沙,经过挖沙洗沙等环节后,通过木船经锅底河运到一百多里外的天州卖给建筑公司,十几个劳力一年辛苦两百天左右,每个人分得的钱还不到一百五十元。”
黎菁问道:“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呀?”
夏天道:“我爸就参加过生产小队的这个沙厂啊,我爸是个老实巴交的人,连他都看出了沙厂的经济效益太低了,他只干了一年就自己退出来单干了,干的也是挖沙洗沙的活,结果他同样一年干了两百天,他整整赚了三百八十元,姐,你看出什么问题来了吗?”
黎菁笑着说:“请弟弟指教。”
夏天道:“这是因为原来的那些小企业小作坊,是在长官的意志下产生,它们对藤岭县经济的发展,曾经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,但是它违背了经济活动的自愿原则,终究是没有长久的生命力的。”
黎菁点着头道:“你的意思我明白了,让农民自己作主,彻底释放农民的积极性。”
夏天也点着头道:“是的,我想给农民真正的最大的自主权,只要农民们完成了向国家交纳农业税、交售合同定购产品以及向集体上交公积金公益金等公共提留后,农民们想干什么就让他们干什么,咱们党委和政府不要加以干涉,这就是我设想的一步到位。”
沉默了一会,黎菁对夏天说:“小夏,你如果这样做的话,就要做好面临着来自县委的巨大压力呀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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