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年三十早上，我对“红袖章”说：“过年了，能不能让儿女来与我见个面？”“红袖章”没有马上回答。我知道他权力有限，得请示顶头上司方可。过了两三个钟头，他屁颠屁颠地来了，大概年饭吃完了，而且喝了几杯老谷酒，脸上泛着红光。没等我开口询问，他哈了一口气，空气中散发出浓浓的酒精味：“打个电话回去。”
我跟着他走进办公室，接通了木树大队部电话，一听是食堂保管员赵爹的声音，向对方说明了我的意思，对方很爽快答应一定办到。
午饭过后，陶陶提着个小包袱来了，看到站在牛棚前相望的我，一下子扑到我怀里，放声大哭起来，差点把我轰倒。哭声惊动了“棚友”，他们急忙过来，惊愕，怜悯，叹息，像哄三岁小孩那般哄着，劝着：“孩子，你妈不是好好的吗？别伤心、难过。”
陶陶抬起泪眼对他们说：“还好好的？被折磨成这个样子，人也瘦了一圈。”扭转头，对我说：“他们太无人道了，我和哥哥来过几次，都被挡在门外不许见你，最恼火的是，连我们送的食品和纸条也不同意转交给你。”边说边哭，声泪俱下。我的心碎了，忍了忍没让泪水流出来，轻轻*她的头，拉着她一起进了窝棚。我说：“你爸和你哥都好吧？你哥怎么没来？”
她擦干泪水，用手掠了一下散乱的头发，道：“老爸从你揪出来之后，整天愁眉不展，唉声叹气，晚上咳嗽得几厉害，还在不停地抽烟，我劝他别抽，甚至把烟藏起来，都没制止住。最近一段，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，人瘦得像火柴杆，也不知他得的什么病，病一发时，总是用手按住腹部。”
我神情骤然紧张起来，忙打断她的话：“叫他赶紧看医生呀。”陶陶说：“哥和我催过多次，他总是不听，反到凶起我们来，说他是名医，自己的病还能不知道。”我说：“是不是因为手中缺钱才硬撑着不去医院，这样会误大事的。”陶陶停顿了几秒钟，说：“可能是这个原因，妈，你想队里粮食歉收，工分家肥值不了几个钱，年底决算我家还超支100多。这是其一。其二，上年爷爷去世，做坟墓花了一笔钱。其三，你的工资差不多半年扣着没发了。”
陶陶快言快语，给我受伤的心灵又蒙上一层阴影，我没再说什么，走到床边，揭开油渣子似的垫絮，翻开稻草，从床铺板上拿出一个塑料包，递给陶陶：“这是我的工资，除交伙食费、床铺费外，还剩19.8元，反正我这里用不着，拿去，给你爸治病。”
陶陶不安地看着我，说：“妈你也有病，而且不轻，还是留下给自己买药吧。”
孩子的心像绣花针那般细。我有意避开她的目光，又问道：“你哥的情况如何？你还没跟妈说呢。”
陶陶迟疑了好一阵，似乎有什么隐情想瞒着我，但在我的再三追问下，才不得不如实说出来，她边说边流着泪：“我哥见年关已近，想弄点钱办年货，起早摸黑进山肩竹木送收购站，半月前的一天傍晚在回家途中，被毒蛇咬了，左腿肿得像个墙锤，老爸连夜采来草药为他敷了伤，十多天过去了还没全愈，上厕所还要撑拐棍。加上你和老爸的问题，他的心情一直很糟，无法释怀，总是低着头走路，埋着脸做人。”可怜的孩子！我不禁出一身冷汗，叹息着，哭泣着，只是全没了泪水。
但陶陶没有劝我，沉默了好一会之后说：“妈告诉你一个消息，我哥被邻村张家看上了。张家见我哥举止儒雅，喝过墨水，身体也棒，干活是把好手，打算将他们的独生女嫁给他……”
我着急地问：“女方家境怎么样？那女孩好不好？你见过没有？你哥同不同意？你老爸看法如何？”
陶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，拿出一张小一寸的黑白照片给我看，照片上的女孩细眉毛瓜子脸，蛮清秀的，十八、九岁。不用问，这女孩是说给他哥的，陶陶想先听听我的意见。我说：“不错不错。”陶陶说：“妈你既然表了态，我就全都告诉你，就是这女孩，哥蛮喜欢她。她家贫农，家里有四间正房一间偏屋，养了2头猪，是邻村的冒尖户，她爸做砖匠，年纪跟你差不多，为人本份。我老爸平日和她爸挺熟的，见媒人一说，他说他没意见，由你定，不过……”陶陶欲言又止。
我说：“不过，怎么啦？吞吞吐吐的，你快说呀。”
情急之下，陶陶为难地说：“对方家长要招我哥为上门女婿，不然不答应这桩婚事。我哥很愿意去，他说，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家庭对他的不利影响。”现实摆在这儿，能怨儿子吗？我想了想说：“只要立立日后过得好，也只能这样了。”
送走陶陶，我躺在冰凉的床上度过了悠长阴冷的除夕。我和方老师被关押的屋子，又来了新伙伴——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。她被“红袖章”称为“老”。据说她曾做过伪乡长的情妇，是这次深挖“黑三线”挖出来的。人真正活到不要脸的地步，怎么也能够活下来。她被揪出来才个把月，在一个村一个村巡回游斗之后，关到这里写交待。女人全不当一回事，她说，她没犯法，旧社会做情妇的不只她一人。坐在条桌旁的我，盯着她那张白皙而润滑的脸问：“最近听到什么重大新闻没有？”女人撩了撩被风吹乱的头发，说：“林秃子和他老婆儿子死了。”我一惊，连忙叫她莫乱讲。她淡淡一笑说：“这是旧闻了，早在9月13他们就摔死在蒙古草原上，中央半个月后才下文件，从中央到省到地区到县、区再到公社大队，从党内到党外，这样一级级传，传到我们这里，花了两个月。”“你听谁说的？”“我参加了会呀。”“什么会？”“批林批孔大会。我和那些算命的、看风水的、游手好闲的、雇过长工的、当过伪兵的人，一起站在台上挨批哩。”方老师对我说：“那‘马屁精’都死了，你就可以出去了。”我摇摇头，仍带着低沉的声调说：“恐怕没那么简单，人家要害你，还会抓其他的辫子，甚至编造出一大堆罪行来。”方老师忽然想起了什么，挪了挪屁股坐到我身边忧郁地说：“可能有人故意想害你，比方说，那两个学生揭发你，是有人在幕后指使。”
我说：“你分析得不错。那个叫石滚的男孩，跟我女儿闹了矛盾被他人利用。而那个叫芳芳的女老师，是我过去的学生，我一直待她好，可她用尽心思四处收集我的材料，一心想搞垮我，确实有她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听说，我第一次被揪出来时，她就幸灾乐祸，说这下好了，又倒下一个公立老师，不知这公立指标落入谁手。说穿了，她想取我而代之。唉，不知日后她还会使出什么更坏的招数来。”方老师愤愤不平地骂道：“养的，得艺忘师，不得善终！”
听到“”两字，新来的伙伴脸上红一阵白一阵。方老师见状才知自己失言，不好意思地勾下头。
暮春的傍晚，我抱了几件脏衣服去小河边洗，“红袖章”不远不近地看守着。撩起水刚搓几下，对面一位步履蹒珊的女人提着蓝子踏着石桥走过来。“干亲家母！”要不是女人先开口，我差点认不出来了。两年不见，她苍老多了。我脸上露出少有的微笑：“他干妈，去哪？”“看你呗。把我找得好苦，前几天去过你家，你家房门紧闭，后来看见了陶陶，陶陶才告诉了你的地方。”“他们父子三人都好吧？因管得严不许家属探望，我好久没见到他们了。”“别难过，事情总会弄清楚的。再说，一个女人家再有本事，牛脚印里翻不了船。怕什么，他们也不会拿你怎么样……”没等她继续说下去，“红袖章”走过来，喝道：“你是她什么人？竟敢在这里胡说八道！”
他干妈也不示弱：“是她亲戚，我儿子在县里当头。怎么啦，我俩拉拉家常也不行？”“红袖章”没吱声走开了。
我急切地问：“你大儿子还活着？几时回来的？这么多年没见面了，你怎么认得他的？”她神秘告诉我：“大儿子打那年走后，一直杳无音信，半月前他从县里下来一方面检查工作，一方面寻找久别的亲人。早几天，他费尽周折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我。因为他生下时，左手腕处有个红色胎印，这是一个特殊记号，不为旁人所知。我们母子相认大哭了一场。”
无独有偶。就在大前天中午，我坐在门口晒太阳，猛然间，几个造反派头头陪着一位相貌堂堂的中年男子，从门前小路上经过，我抬头看了一眼，这中年男子好像老良青壮年时的模样，一身褪色的黄军装，腰间扎着一条宽皮带，身旁插支驳壳枪。正在此刻他也看我一眼，四目相视，两三秒钟后，各自收回目光，我心里怦怦直跳，难道是他？旋急摇了摇头，不可能，大千世界，相像的人很多。他——福来早牺牲在战场上了。中年男子走几步，又扭头定定地看我一眼，才缓缓转身朝前走去。
我三下两下洗完衣服，领他干妈进屋里坐。敲门。方老师刚擦完身子，抽开门闩。我把她让进*大的地方坐下，细细说起来……方老师和那女人见里面太挤，抽身往隔壁屋里闲聊去了。他干妈掀开篮盖，里面露出几样食品：八个盐茶蛋，一碗回锅肉，一包蓝花萝卜。她拿起篮花萝卜喜孜孜地说：“这是儿子从湘北城里带来的，又辣又脆，味道不错，好下饭，也给你尝尝。”
我立马抓起一串萝卜往嘴里塞：“真棒！”
“儿子真有孝心，给我买了一身最时兴的的确凉衣，一把暖水瓶，一双长丝袜，还给他弟弟几十块钱。如今我已搬到镇上来住了，离这儿几近，我会常来看你的。”她顿了顿，笑道：“邻居都说，我晚年有福又多了个孝顺儿子，我说还不是托**的福。你看这真是，儿子一来，从没见过面的区社头头脑脑也都上我家来了，一个个握着儿子的手，叫他什么部长，有的还叫他什么县革委政工组长，我搞驼式不清，反正是县里的大官。”我心里五味杂李。
天完全黑下来，她干妈觉得是告辞的时候了，可是屁股还没出门，窝棚当头，传来激烈的争吵声，我和她干妈机警地站在房门边，侧耳谛听。
“死了人报丧，还不准吗？你们太没人性了！”是堂弟沙哑的声音，我心头一颤。
“反革命分子蹬了腿，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，白天死了白死了，夜里死了黑死了。”“红袖章”扯开粗嗓门在喊。
“反革命分子也是人，向他老婆说一声，没违法，犯不着推推搡搡嘛！告诉你，我家世代贫农，大儿子是复员军人，我怕什么怕！”堂弟手一拨大步蹬蹬冲了过来：“嫂，我哥他今天半下午……”他神情沮丧，脸色寡白，只说了半句话就噎住了。
“你哥得了什么病？怎么这样快就走了？”我泪水双流。
“今天中午他的病顶真了，连呼吸都困难，立立陶陶吓得直哭，连忙把我叫去，我二话没说，扎了担架和立立抬着往卫生院跑，刚走到半路，我哥他永远合上了眼。”
他干妈也在一旁落泪：“几时进葬？”堂弟一双通红的眼睛像是患了急性结膜炎，望着屋子里鬼火一般的电灯，说道：“大队连孝歌都不许唱，别说做道场了，今晚停放在家，明天清早上山。”
我伏在她干*肩头，嚎啕大哭起来。哭声惊动了“棚友”，他们很快将我围住，心情都很沉重，垂着头，就象参加追悼会一样。方老师劝我：“想开一点，反正人已走了。”两名“红袖章”马上走过来，吆喝道：“走开，走开！不许聚众滋事！”众人仍立在原地。我央求道：“请让我回去与老公见上最后一面。”在场的人都说：“你们就准个假吧。”两个“红袖章”彼此看了一眼，没有吭声。突然，他俩身后冒出一个声音：“现在是非常时期，运动正在向纵深发展，上面派人下来督查，任何人不得离开一步，你们少说废话，赶快回棚里去！”
头头一句话，使我的诉求成了泡影。
气候一天天变热。我的日常行为呈现出心烦意乱和无所适从的状态。除劳动过堂和没完没了的写“罪已诏”外，剩下的空闲，我反反复复在字纸反面写着如下几个词语：老良走了……立立上门了……陶陶孤单了……一张纸涂得乱七八糟，撕碎。再抽出一张纸，下意识地继续写同样的字，然后再撕碎……自从老良走后，一个完整的家没了主心骨，散了架。想到我俩20多年走过的风风雨雨，坎坎坷坷，有甜蜜也有酸楚……一桩桩，一件件，如永不消逝的电波传遍我的每一寸肌肤，每一根神经。想着，抽泣着，抽泣着，想着，我麻木地*了梦乡。夜半时分，突然被吱吱的老鼠爬梁声惊醒，我无法自控地捧住脑壳，大声地叫起来，声音长长的尖尖的，好像遭遇了抢劫，宣泄一通之后，才觉得心里舒畅了些。
这几天，屋子里热得难受，加上男人那边的尿？
这几天，屋子里热得难受，加上男人那边的尿膻味汗臭味，加上残留的牛粪味，经一阵阵熏风刮来，呛得我直打喷涕，呕吐不止，如果继续在这样的空气里生活下去，我会发疯的。同室的那女人象一头关久了的野兽，开始躁动起来，对巡逻的“红袖章”直嚷：“这鬼地方，我一刻也呆不下去了，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，但死之前总得为我拣个幽静的太平间，好收尸呀！”许多人也沉不住气，发出同样的呼唤。不知“棚友”的抗议起了作用还是别的原因，第二天上午，黑红脸来说，区造反总部研究，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，将关押在牛棚里的人一分为三：教育部门的原地不动，其他机关部门的去供销社废旧仓库，农村的回所在公社。房子腾出来了，方老师也搬到了隔壁，剩下我一人倒显得空落落的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达到了慑人心魄的地步，人减少了，反而增加了看守，过去的两人一班，现在增至4人一班，一天3班，24小时全天候守卫。每天，象监狱提审犯人一样，半天审一人，晚上也不停止。每次审完的人从我门前经过，看上去一副丧魂落魄的样子，无异于从鬼门关走了一遭。我是最后一个被提审的。
这天天刚擦黑，夜里死一般寂静。天上布满了星星，有的大，有的小，有的亮，有的暗。它们之间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，共同组成宇宙。鸟群般的热浪扑扇着大翅，从天而降，劫掠着小镇。我刚洗完澡，穿上衣服，连头发还没来得及晾干，粗旷的男高音震耳欲聋：“王羽新，同我们走！”
第六感官告诉我：“又该上审判席了。”于是顺手拿起一把蒲扇带上门。“什么也不要带！”“红袖章”喝道。我只好将蒲扇从门缝里塞进去。走在两个“红袖章”中间，低着头，过石桥，抄近路，朝区办公楼方向走。街道，绿树、房屋，所有的小镇风景变成了一份盛在烤箱里的熟食，只要望一眼，就会产生用公款赴宴后的感觉。从牛棚到区办公楼只有一箭之地。这是一座“大跃进”时期修建的二层楼房，建在小山上，可以俯瞰小镇全貌，给人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，此刻它黑糊糊地静着。过去，我常来这里开会听报告什么的，因为公社和区都在一栋楼里办公，只是公社办公室设在一楼，区办公室设在二楼。白天，象是一台运转的机器，忙个不停，人来人往，挺热闹，但一到夜里，每间办公室房门紧闭，阴森森的，赶得出鬼来。审问的地方不像城里监狱那样森严，是区里一间新近腾出来的房子，门外挂了一块“专案组”的牌子。上了楼我脚步越走越慢，越走越沉，终于停下来，不料却在“专案组”门口被一个挎手枪的年轻人拦住了。
他大喝一声：“干什么的？”
两个“红袖章”立马回答：“送提审人。”
我才注意到这挎手枪的年轻人，身着军装，很陌生，大概是部队首长的警卫员。我早就听说省地县*红色*的头头脑脑由当地驻军首长担任，他干妈在武装部工作的大儿子不就在地方上任职吗？还听说，城里的机关学校和街道都有部队上的人进驻，叫“军宣队”，他们的权力大得很。
挎手枪的年轻人说：“里面有人在提审，你们站到那边走廊上等一下。”不一会，“专案组”的门开了，门开处跌跌撞撞走出一个人来，借着屋子里射出的灯光，我看清了这人是我们学校的校长。几个月不见，他像换了一个人，五十不到，已显得很苍老，头发竟花白了，乱蓬蓬的。兴许是最近“挖穴寻蛇打”寻出来的“黑三线”分子。多善良的一个人，想不到他也落得和我一样的下场。立刻他被送我来的两个“红袖章”带走，与我擦身而过时，他用失神的眼光望了我一眼，摇摇头，缓缓地下了楼。随之，我被挎手枪的年轻人带进屋里。
审问我的是个剃光头的三十左右男子，区起风雷战斗队队长，因为他姓林，人称“林秃子，”我与他打过好几次交道，深知此人的“厉害”。审问的目的很清楚，就是逼我交待刺穿“三面红旗”的动机，保存伪毕业证书的企图以及其他新的犯罪事实。
我昂起头，眼睛直直地望着对面灰白色的墙壁。
“你说呀！是什么动机？什么企图？为什么这么做？”
我沉默不语。目光转到墙壁中央贴着**题字：“实事求是”四个龙飞龙舞的草书上。
“林秃子”霍地站起来，一脚踩在椅子上，拍着桌子嚷道：“每次揭发批判你，你总是横眉冷对，一言不发，以为这样可以蒙混过关，告诉你，别打错了算盘，我们革命造反派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你不交待，也可以定你的罪！”他抓起杯子咕咚喝了一口凉茶，抹了一把下巴，见我仍闭着嘴，一声不吭，甚至嘴角还露出一丝冷笑。他恼羞成怒了，拍了拍堆在桌上厚厚的卷宗骂道：“老，这么长时间，你交待了什么？全是一些不痛不痒的事，避重就轻，什么贯彻执行*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啦，什么向学生灌输孔孟之道啦等等，全是空话，不知重复了多少遍，根本没有触及自己的灵魂！”
见他出言不逊，我以一种少有的勇气反问他：“谁是？我当了，你拿证据来！”“你敢犟嘴！反了不成！”他咆哮起来，顺手抓起卷宗，冲到我面前，朝我头上一扳，我只觉头皮生痛，眼冒金星，咬紧牙，坐直了身子，嘴角又露出一丝冷笑。对“牛鬼蛇神”的逼供讯在当时司空见惯，不值得一提。问题是我受不得冤枉背不了黑锅，更经受不住他们对我人格的侮辱。
这时，从隔壁屋里走来一位牛高马大的军官，和善的国字脸，浓黑的眉毛，T型身材。我觉出此人有些眼熟，却又忘记在哪里见过，对，就在他干妈来的前几天见过，还有更久以前。那军官凑上前，轻轻拽了一下“林秃子”的衣襟。“林秃子”便随他走到一边，两人低声嘀咕了几句，“林秃子”垂着眼皮轻声地说：“这婆娘太不老实了。”军官扳着脸说：“我来亲自审她！”“林秃子”还要说什么，军官却挥了挥手，像轰苍蝇似的将他轰走了。
军官捡起散落在桌上地下的卷宗，然后坐在桌子后面，用严肃也还和气的声音问：“你是不是叫王羽新？原籍南方S城？毕业于S城一中？”我望了他一眼，没吱声，心想：我的这些基本情况巷宗里全都记载着，作为办案人哪能不清楚？还用问吗？但一听口音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地道纯正的S城话。
“你想讲就讲，不想讲就不讲，随你。”他和缓地说。我埋下头，但能感觉到他的目光柔和地停留在我脸上，然后听到他很轻的一声叹息。沉默了一会，他从卷宗里抽出一张照片递给我，我接过一看：这是我一直带在身边保存，几年前才被造反派抄家抄走了的，我两眼死死盯住照片，看了一阵，才颤颤地自语道：“可他已死了。”我发现自己的手心已出满了汗。
“不，他没有死。”军官坚定地说。
“你骗人，福来他，他25年前死在华北战场上了，登了报，他父亲还去看了的。”我望着窗外芳芳的月亮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。军官陷入了沉默，仿佛把他拽回流逝的岁月，他显得很激动，深沉地说：“解放战争中，福来在华北战场遭遇了一场恶战，他带领的连队损失惨重，尸横遍野，但他有幸逃脱，临走时将自己身上的军装脱下复盖在与身材相似的三排长尸体上，便匆匆投奔了解放军，因他军校毕业，又年轻，被首长尝识，加上后来几次战斗中，作战勇敢，屡屡获胜，便受到嘉实和重用，三年连升*，由团部作战参谋提拔为参谋长，团长，解放那年调到省军区。为寻找亲人，去年冬天他要求调到湘北县人武部工作，并在县革委兼职。这次，也是为了了却他多年的心愿，主动下到这里。”他起身踱到门外，向警卫员摆摆手，小警卫知趣地走开了。然后他掩上门，倒了两杯茶，一杯递给我，一杯自己端着，却没喝，微微一笑，说：“至于登报嘛，那个年代报刊广播哪句话是真的？纯粹是出于服务政治巩固*的需要，以假乱真，蒙骗老百姓的，你也相信？”
我喝了一口茶，紧张的心情开始平静下来，沉默片刻，说：“既然他还活，而且活得那样潇洒，为什么不对她昔日的恋人写信？为什么这么多年也不寻找？”我突然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，气得把牙齿咬得格格响，眼睛转向空旷*的窗外，提高声调问：“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未免太没良心了吧？叫可怜的女子苦苦守了3年寡，思念了他半辈子，受了多少苦和累，如今竟落到如此境地，他知道吗？”说着，伤心的泪水夺眶而出。
他便六神无主了，顿了顿，很快作出反应：凑近我，伸出手来搭在我肩上背上轻轻*：“鸽，我就是福来呀。我，我怎么会忘记你呢？那些年给你写过好多信，可因为内战邮路不通，全被退回去，从此失去了与你的联系，解放后我还专程去S城找你，但已人去楼空，连跟你关系密切的向晓宇她们也没法找到，所以根本不知道你的去向，想不到今天才见到你。”他扭过头去，擦了擦湿润的眼眶，颤颤地从内衣口袋掏出几封皱巴巴的信给我，我忧郁的目光直愣愣地盯着发黄的信封，信封上贴着*邮票，盖着*邮戳，写着我的名字，我哆嗦着双手，随便抽出其中一封，拆开封口，拿出一张红条条信纸，整版蝇头小字跃入我的眼帘：“鸽，千山万水隔不断我对你的情思，连天炮火切不断对你的惦念……落款，爱你的福来。”我回味那段刻骨铭心的恋情：小楼里捉迷藏的游戏，课堂上幽默诙谐的漫画，大酒店里的舞会，机场上的吻别，吉普车中初尝禁果，回味起来，无不充满柔情密意。但我猛地想起了什么，忙从他手里抽回身子，扭过头，以问时间为名，握住他的左手，将他手上的表带往上一推，腕部上的红色胎印*出来。“真的是福来！”已确信无疑了。我不能自制，眼泪湿透了福来递过来的手绢。在女人面前已经不再陌生和紧张的福来，一把抱住了我。我这个年龄这种经历的女人也已不再矜持，伏在他肩头，耸动着双肩，悲喜、爱恨交织在一起，任开闸的泪水倾泻。
正在这时，我冥冥中觉得有人往我脑壳胸口上重重地击了几下，两眼发直，口吐白沫，身子摇晃起来，支撑不住，然后就像截木头似地倒在地上。福来一时慌了神，忙将我身子平放在地板上，解开有碍呼吸的衣服领扣和*，伸手摸了摸我的胸口，发现心脏还在跳动，才稍微放了心，于是他跪在我大腿的两侧，面向我头部，张开双手，平放在我两侧*下面，用力向前方下压，然后放松，如此反复进行了几次，我似觉胸口不再疼痛了，但喉管里有一团粘糊糊的东西塞着，透不过气来。他便两手支着地板，轻轻地伏在我身上，*贴着*，使劲将我里面的浓痰吸出来，我粗粗吁了一口气，艰难地睁开双眼，看了一下面前的男人。他复蹲下为我扣好钮扣，系好*，扶我坐起来，我仍觉头重脚轻，全身瘫软，他旋急朝门外喊道：“警卫员！警卫员！”小伙子上气不接下气跑过来：“报告部长，有何吩咐？”他指了我一下，手一挥：“赶紧送区卫生院！”
区卫生院离这里不远，很快就到了。这时已是深夜，警卫员找来值班医生，为我作了过细检查。查明为中暑和重感冒，需要隔离，将我安排在单人病房，护士立刻为我打点滴，福来在一旁守着，到了下半夜他才心事重重地离开。离开之前，他叫警卫员交了住院费，并很领导地对护士手一挥：“跟你们领导说，好生关照病人，病好之后还让她在这儿静养一段时间。”护士连忙点头。福来深情地瞄了我一眼，眼里有泪漾着，走了。
我躺在病床上，侧过头，看着福来走远。我这样的身份的人住这么高级病房，让我尴尬。但这里从院长到医生护士都知道我是带警卫的首长亲自送来的病号，自然不同寻常，绝对不能等闲视之。医生不时为我测体温，量血压，语气很温和，很平易近人，连德高望重的老院长也亲自坐在床沿为我号脉，都让我感动。从牛棚到医院，仿佛从地狱到了天堂。
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我的病一天天好起来。没有了无休止的批斗，没有了凶神恶煞般的谩骂，不写那烦人的“罪已治”。几天下来，身体胖了一些，人也变得白白净净的。但脑子里始终没有闲着，众所周知的原因，不可能闲着。我的问题何时才能结案？案情究竟多大？会不会像方老师那样的下场——往县上监狱送？我愕然，不知所措。
她干妈是天黑时分敲门的。响声不大，那一刻我才意识到，我是一直在盼着敲门声的。她的到来，我既高兴又感动，高兴的是有人陪伴我聊天，拉家常，感动的是，她大把年纪了，还摸黑跑来看我，给我孤独的心，以温暖和慰籍。屋子里很闷热，我推开窗户，夜风徐徐吹进来。她详细询问了我病情之后，叹了一口气，欲言又止。我立即意识到她有难言之隐，不好说出来。我忐忑不安地说：“我俩是亲家，是患难姐妹，情同手足，再大的事你也不能瞒我，快说吧。”
她情急之下将我一双儿女的近况说了：“我真不放心那一双孩子，前几天，我去了你家。老良死时欠了债，立立托人把房子卖了，剩下的钱，兄妹各分了一半。立立入赘张家，做了上门女婿，我特地跑到张家，见到了他，小俩口相处不错，我把你目前的处境讲给他听，叫他来看看你，他却说，他不见，要与你划清界线……”
“房子卖了，那陶陶住哪里？你知道吗？”我听了一愣，连忙问。
“当时我责备了立立几句，赌气往回走。一想不行，还没打听到陶陶的下落呢，于是打转身向立立打听陶陶的下落。立立说可能在上庄一个姓漆的男同学家里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跑了十几里路，找到上庄村，郭家大娘告诉我，陶陶和他儿子是高中同学，同一班读书，同台演过戏，关系很好，两人都有那个意思，陶陶来她家差不多三个月了，陶陶说她没爹没娘，怪可怜的，家里人都蛮疼她。我忙说，陶陶现在在哪，我有要紧事找她。郭家大娘说昨天她俩口子去了湖北通城姨妈家，一时回不来。唉，这孩子太不懂事了。”她摇摇头看了看窗外，小声说：“还有……”又半咽半吐起来，我打了一个寒噤。
我顺着他的目光看了一下窗外，有人影在黑暗中徘徊，像在暗里监视。我便关掉大灯，又把台灯从床头柜上放到地上，这样，两人就一明一暗地坐在屋子里，就跟一对地下党接头人似的小声地说话。
她忧郁地说：“我不得不如实告诉你。今天中午，区里一位造反派头头和木树小学芳芳老师，在我家隔壁的小饭店里吃饭，两人有说有笑的，很像一对夫妻。女的说，她这晌搞外调，到了南方S城，找到你原先开饭店时出售房子的买主，从他那里拿到你留下的日记，上面全记着变天账，还说你出身大官僚家庭，社会关系复杂。男的说，你取来的材料一到县里，公安局就批下来了，明天上午，我们就将王羽新送往县监狱。她一判刑公立指标就归你了。这女人太顽固不化，我们已安排好了，临走前给她递个阴阳头，搞成男不男女不女的，让她站在敝蓬车上示众，*后再送走。男的说罢，凑到女的跟前狠狠啄了女的一口……”
“递阴阳头！”我手中的茶杯当啷一声掉到了地上。她见我脸色发青，全身哆嗦，忙问：“妹子你怎么啦？是不是病又发了？”我咬住*没回答。她立马把我搂到床上，当她准备去叫医生时，被我制止。她“唉！”了一声，说：“碰巧我大儿子这几天去了外地，连打商量的人也没有，怎么办？”我倒吸一口冷气，擦着额头的汗，身体像具僵尸横李于床上，两眼死死地盯着屋顶。“你身体太虚弱了，吃点东西吧。”她把刚做好的面条递给我，我想，不能做饿死鬼，硬是把一大碗面一点不剩吞到肚里。
五更时分。是死是活我豁出去了。掏出小圆镜和木梳子，对着灯光，将头发梳理一番，猫着身子溜出门，翻过围墙，摸索着来到小河边。这几天下了暴雨，河水猛涨，连石桥也被淹没了，黄汤翻滚，可以看见东方山峦有贼溜溜的微光，小河四周静得像坟墓。我朝北往木树大队方向看了看，又朝南方S城的方向看了看，然后把鞋脱下放在岸边，纵身跳入河中，使出吃奶的气力才游到对岸，我精疲力尽，摊倒在河堤边的杂草丛中。
天麻麻亮的时候我醒了，是被吉普艰难爬坡的沉重喘气声弄醒的。我不是倒在堤边吗？怎么呆在车里？简直太不可思议了。难道在做梦？我掐了掐大腿，肌肉微微生疼，证明有知觉，人蛮清醒。睁眼一看，福来一手握着方向盘，一手拉住我的手，轻轻*，他转过头傻愣愣地对着我瞅。我赌气把手一甩，从他温热的大手掌中挣脱出来，歇斯底里喊道：“你为什么将我弄到车上来？”他微微一笑，我越发生气了：“你是观音，发善心是不是，若不是你当初背信弃义，我今日怎落得如此下场？停车！快停车！”去拉车门时，哪知车身猛地一颠，因惯性作用，我身子往后一歪，倒在他身上，吉普骤然停住。他将我搂住，抱入怀中，眼里有些湿润，腾出右手*我，然后勾下头贴在我冰凉的脸上。我挣扎着，但越是挣扎，他搂得越紧，这样僵持了五分钟，我情绪才渐渐平静下来。
车子重新启动，像脱缰的野马向城里飞奔。太阳好像一刻也不曾歇过，一大清早就在那只狰狞的独眼里向外喷射着灼人的光，加上令人窒息的汽车尾气，整个车箱仿佛就像一个刚刚的饭甑，热得烫人。我下意识解开上衣钮扣，不对呀，这是圆形塑料扣。低头一看自己身上竟穿着男式黄军装。我很快明白是什么回事了，是福来为我换上的。我摸摸头发，头发早被烘干，被窗外吹来的风卷起，飘拂。福来把军用水壶递给，我咕噜咕噜喝了几口，然后从他手里接过包子大口嚼着，目光落在他白上衣和淡黄色裤子上，上面有黄泥印，显然是他救我时留下的。在强烈阳光的照射下，他通红的脖颈看上去就像一截大香肠，而且喉结处还有两条被杂草挂破的伤痕。不由得使我想起当年上山采药遭坏人强暴时被他及时搭救的情景，我的心颤粟了。“你为什么还要救我？”我重复问他。
他说：“为了你，也为了我的良心。”但我已透过他的神情看出他心中的激动，他握方向盘的手有些颤抖。我说：“将我直接送监狱吧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他有点生气了。
“因为怕连累你。”
“这是什么话，你把我看作什么人？”
“你是革命领导干部，我呢，现行反革命，蹲号子的人，你救了我，还把我偷偷送走，党纪国法不容，到时会丢乌钞帽甚至追究刑事责任的，想起来我都后怕，这是真心话。”
“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我只能这样做。好汉做事好汉当。天大的责任我一个人担着，只要你能逃出此劫，我即使付出生命，也心甘情愿。”我泣不成声，哭成了泪人儿似的。脑子里乱糟糟的，去哪儿藏身呢？他像看穿了我的心思，说：“你不是有个舅父在香港吗？去那里最安全。”他一句话提醒了我，说：“舅父早移居澳门了，我与他多年失去联系，即使去了也难找到。”“澳门虽比香港远一点，但偷渡要方便些，再者，澳门属葡萄牙管辖，与香港一样安全。我有个姓赵的战友在与澳门相连的珠海海关工作，我写封信给他，请他想方设法送你过去，澳门一巴掌大，只要能过去，不怕找不到你舅父。”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这倒是个办法，也只能这样了。”
湘北火车站不大，乘车的人很少，而且都挺陌生。福来拿一顶草帽戴在头上，把帽沿拉得低低的，旋急打开车门，压低声音对我说：“你呆着别动，我很快就来。”
他直奔售票厅，我怔怔地望着他急匆匆的背影，这么热的天气，还戴着草帽，跑得这么快，十多级台阶，竟然三两步就跨过去了。刹那间，他木桩似的立在售票窗前，随队伍往前移动，始终埋着头。他，一个堂堂的七品官，排队买票，恐怕是头一回吧。眼前的一切，忽然使我涌出几许感激和悲伤来。说不清为什么，我此去竟对他牵肠挂肚起来。十几分钟后，他拎着一个大包来了，立即上车，关紧车门。他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被汗水浸湿的火车票：“直达广州的，上午九点半开。离开车还差25分。”接着指了指鼓鼓囊囊的包说：“里面有一身新衣和食品饮料，底下还有我写给战友的信以及一点路费。”
他想得如此缜密，安排得如此周到，我不禁泪水肆流，见他瞪大眼睛望着我，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连忙扯起袖子擦干脸上的泪痕，强作镇静地站起来，打算换身上的衣服，他笑了笑说：“不要换了，穿着它，人家不会小看你，还以为你是正儿八经的军人或军人家属呢。”这话挺有道理，当下唯有部队上的人出去最吃香，兴许对于我的旅途带来方便。
“往广州方向去的列车快要进站了！”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发出尖厉的怪叫声，我心乱如麻，哎，是吉是凶是福是祸只有天知道，但仅仅几秒钟，我已经调整过来，脸上挂着笑，上前抱住福来，福来和我喂嘴，看到他一脸“我多么想你，希望你平安到达目的地”的表情，我觉得说什么也是多余。周围的一切好像不存在了，使我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定力，把一切都凝固了，收入了我俩的心底。
火车开动了，越走越远。终于福来被移动的建筑物挡住了。瓦蓝的天空渐渐变暗。车一站一站地停，旅客越聚越多，连过道上都站满了，热得我好难受，下意识地拿手绢擦汗，可几个口袋都没有，也许遗落在车上，也许被福来拿走了，这是他孩童时一贯的“恶作剧”。想到先前的福来，我感到“逗”，想到后来的福来，我心里就气，想到现在的福来，我心里就充满了惦念，最后连我自己都禁不住暗笑：一个负“罪”外逃的人，竟然有这样丰富的情感，这样奇特的爱恨情仇。身旁一个胖乎乎的小女孩，从她娘手中抢过蒲扇塞给我，说：“解放军阿姨，你扇吧。”她娘立刻为她纠正：“应该叫解放军大婶才对。”女孩很快改口脆生生叫了声“解放军大婶。”弄得我满脸泛红，心想，好在衣上没有领章，假若被乘警发现，我这个“冒牌货”，真不晓得该如何处置呢，然而又不好声明自己是“假冒”，这样做会刺伤孩子的童心。我平静地笑着问孩子：“你为什么要把扇子让给我呀？”孩子说：“我们老师说，解放军是最可爱的人。”我把孩子抱在怀里，亲了又亲，称赞她乖，她乐得不得了。我挥着蒲扇，彼此享受着清凉，慢慢地她沉沉睡去，我也累了，上下眼皮如抹了万能胶，一个劲地往一处粘。哎，是死是活随它去罢。遂两眼一闭，睡了。
一觉醒来，已是灯火阑珊。广州车站到了。我斜倚在座位靠背上，愣怔了几秒钟，才明白自己身在何方，一旦确认了自己的位置，我慌慌张张拎着包下车，随人流出站，打听往珠海的车次后，旋急买好车票，然后躲进车站女厕，放完包袱，洗了把脸，草草啃下两个面包，爬上长途汽车，又足足过了把“睡瘾”。经过十个小时的行程，翌日，当我醒来时，已是亮堂堂满世界一片光明，太阳已升到了珠海车站楼顶上了。心里顿觉轻松起来，因为我知道，人到此地——天涯海角，等于逃离了虎口狼穴，隔栖身之所只一步之遥了。
当时的珠海是个名不经传的边陲小镇，依山傍海，渔民们在这儿繁衍生息。两三条小街，卧在海边的山底下。没费多大功夫，我便找到了海关办公楼，一阵窃喜。但一打听，福来的战友赵同志因公外出，过两天才回来，我只好就近找家小旅社住下。一摸兜里的钱不多了，充其量只能混一两天，带来的食品也一扫而光，饥饿、疲劳一阵阵袭来，一遍又一遍告诫自己：挺住！挺住！当晚，硬是没吃东西，靠一壶白开水撑肚皮。第二天早上，钻入一家不起眼的小吃店，要了一碗粥一个玉米吃了，回到旅社，我躺在床上等待刚刚吃下的食物在胃里安顿下来。心想，再去碰碰运气，说不定赵同志提前回来。我换上一身新衣，走出门，像昨天那样，在办公楼前小径上倘佯起来，因为还没到上班时间。晨风从东南方向的天空上斜插过来，一下一下不规则地吹拂着我。我的深蓝色白碎花短袖衫下摆和袖口随着风的走向颤粟着。到点了，三三两两穿蓝制服的工作人员，骑着自行车而来，我拦住一位看上去善良朴实的中年男子问道：“同志，你知道赵宜生同志今天上不上班？”中年男子一愣，他边放单车边拿眼在我脸上定格了半分钟，然后说：“我就是。”“太好了，终于找到你了。”我立马把福来的信递给他，他前后看了两遍，抬起头，冲我哈哈笑道：“欢迎欢迎。”他把我领到副关长办公室，让坐，倒茶，寒喧一阵之后说；“我和福来是拜把子兄弟，一同上军校，一同上战场，后来转业才天各一方，近两年失去联系，我很惦念他。你的事，我当然要尽力，但眼下这边搞运动，对越境抓得极紧。”“到了这儿，全靠你帮忙。”我皱起眉头显出很痛苦的样子说。“别急，容我慢慢想办法。”他双手插入裤兜，对着窗外光线充足的地方看了一阵，我尾随他的目光望去，偶尔有满戴货物的卡车从窗下驶过，直奔对面检查站。他立即转身对我说：“出关的办法倒有一个，只是要委屈你。”欲言又止。我迅速地瞟了一眼站在对面审视我的赵副关长，道：“你只管说，再大的委屈我也能扛。”他凑近我，附在我耳边说了一通。兴许是个契机，我微微点头。他先是两只手掌交错着拍了几下，又向窗户走了三四步，然后笑着说：“我出差提前回来，有急事须立即去办，恕未能好好招待你，日后有机会，一定补上。明天这时候，我去你住的地方……”
“好，一言为定。”我与他握了握手，对他升起一丝敬意。
真是度日如年。好容易挨到翌日上午10点，一辆加长的大卡车在小旅社前马路上停住。卡车上面的铁箱跟货运火车车箱形状相似，只是短一些而已，是专门用来装运出口猪的，在边境地区司空见惯。车箱里装了上百只活大猪，猪们嗷嗷地叫着，散发出难闻的膻臭味。
赵宜生驾着三轮摩托，挺威风地来了，与探出窗外的司机嘀咕几句，往驾驶室里甩了几包纸烟，司机立即下来，打开车箱上的一扇小门。赵宜生对我喊：“上！”
鬼赶七月半似的，我立马往上面爬，爬了几次爬不上，情急之下，赵宜生托起我的屁股才塞进去，好在换上老板娘那身黑不溜秋的脏衣服，不然可糟了，我缩在车箱一角，与猪们为伍，脸上早没了委屈的神色。车开动了，风驰电掣般向海关驶去。一袋烟功夫，顺利通过拱北海关。车继续前行，顷刻，被澳门海关身着黑制服的警察拦住，两个家伙*着葡萄牙语，与司机哌啦一阵。其实他俩黄皮肤黄头发，纯粹的中国人，我闹不明白中国人却说洋话。一位瘦高个从司机手里接过通关和检疫等材料，翻了翻，接着，爬上车箱，拿根竹竿赶着猪，一头一头地查看。我急了，迅速扑*子，钻到一头大猪肚皮下面，伸手轻轻在它身上*，这家伙像懂事的娃娃不燥不动了。这时，司机也爬了上来，塞了两包烟给瘦高个，讨好地说：“我不知给你们送过多少车货了，哪回出过问题？你只管放心。”两包烟，一番话，果然立竿见影，瘦高个说了声“放行！”
民生银行座落在澳门的古城区，几乎没费气力，我就找到了。然而，舅父早几年退了休，现赋闲在家。在一间宽敞的客厅里，我见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舅父母。舅父仍旧瘦精精的，但耳不聋，眼不花，记忆力不减当年，舅妈保养得挺好，比过去幸福地胖了一圈，她连忙唤小保姆拿衣服让我沐浴。沐浴之后，小保姆领我走进收拾得清净别致的卧室兼书房，说：“老爷太太让您住这儿。”太好了。俗话说，娘亲舅大。舅父母听我诉说遭遇后，深表同情。舅母拭着眼泪说：“孩子，想不到你遭遇了这么多的不幸，真是造孽呀，这儿就是你的家，安安心心住下来，只当我们添了个女儿。”我好感动，庆幸投奔了他们，继而消除了未来岁月中不安定的因素。
这天中午，舅父设宴为我洗尘，他特地把大表哥二表弟夫妇及侄儿侄女叫来陪我。一家老幼围坐在红木圆桌旁，偌大的客厅充溢着欢声笑语，浓浓的亲情感染着我。淡黄色的啤酒，匆匆注入白色的玻璃杯，发出嘶嘶声响，杯面上吹起一层白色的泡沫。“欢迎新子的到来，干一杯。”舅父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说。砰！“为庆贺表妹脱离苦海，干一杯！”大表哥笑*地说。砰！酒杯与酒杯的碰撞，心灵与心灵的交融，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，心头热乎乎的。
除陪舅父母看看电视，嗑嗑瓜子，聊聊天，或偶尔去小洋楼后面小花园散散步外，剩下的时间如老僧打坐一般闷于小楼里，慢慢地我心烦起来，这样下去怎么行？总不能靠舅父母养自己一辈子呀。想起那天在表兄供职的民生银行前面的街上闲逛时，遇到一个浓妆艳抹行迹诡秘的女子，岁数比我大，她悄悄拉住我，问我愿不愿意兑换美元，比价是十比一，我茫然地摇头。后来我问表兄，这些人用澳元换美钞，是否有得可图？表兄一笑说：“机会好一天捞个百十块不成问题，有的靠做这种生意发了财。”我何不试一试呢？第二天上午，我怀里揣着舅父表兄给我的8000元见面礼，匆匆来到市中心繁华街道上。这里一色的西方建筑，高楼林立，热闹非凡，各种肤色的人都行色匆匆，其实这里也是一个大舞台，每个人都扮演着角色，按各自的方式表演着自己的捞钱艺术。我钻进人群，把夹在腋下的皮包拿出来，里面装着法郎、日元、欧元、澳币和人民币等，按对方所需，进行交易。一天下来，竟获利98元，相当于我在内地3个月的工资，这真是天上掉下个“林妹妹”。
我的行踪引起了舅父的注意。我不得不如实告诉老人。老人一听惊愕了，说：“这事不是正人君子干的，风险大，若被警察抓住，除处以高出五倍的罚款外，情节严重的还予以拘禁。”他见我露出紧张神色，语气平和下来：“万一你觉得闲不住，找份轻松体面的事做吧。”言毕，又指了指沙发上散落的报刊：“兴许从这上面能获得一些信息。”我拿起一摞报纸翻起来，终于在当天的《澳门日报》密密麻麻的广告栏中找到两则有价值的信息，一则为一家高酒店招聘餐厅高级主管，另一则是一贵族学校招聘小学国文教师。我喜欢得不得了，真是天赐良机，正好重温旧梦，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。经过笔试面试试教等等过五关斩六将，考官对我说：“留下电话号码，过几天通知你。”
接下来就是一天天的等待，我这才知道等电话是一种什么样的刑罚。有好几次铃声响了，扑过去却是大表哥打过来向舅父母问安的，后来大表哥的不来了，又变成二表弟的。直到第三天下午，主考官来电称，你各方面都合格，等两年拿到定居证后再说，然后电话就挂断了。我这才一下醒过来。
所谓不到黄河心不死，我那颗心就是为黄河活到今天的。为了实现心中复苏的梦，在大表哥的帮助下，经过一番紧张筹备，为社会上那些望子成龙的父母们开办了一个“中小学生文化补习班”，从社会上招收几位有名望的教师。学生按小时收费，进项颇为可观。仅仅两年，补习班名声大震，受得上级教育部门青睐。第三年，我顺利成章地走进那家贵族学校。站在讲台上，面前一张张稚嫩的娃娃脸，仿佛回到往日执教的岁月，心绪难平。两年后，我荣任该校副校长，五年后，竟登上校长宝座，薪水也随之一增再增。“文化补习班”后来改为“儿童艺术学校”，校长由我兼任，由表弟媳代管。校址座落在风光秀丽的海滩，离我租住的三间民宅不远，便于我照管。舅父母是我家的常客，隔三岔五来一趟。舅妈见我生活很节俭，洗了菜的水舍不得倒掉，留着冲厕所用；看电视把屋子里的灯关掉，为了省电；出门也不打的，更不用说买私家车，宁可走路。老人不解地问：“赚了钱，不花，何苦？”我笑着回答：“过惯了清淡日子。”老人长久的叹息。
时光如白驹过隙，离开湘北一晃十多年了。那天我站在贵族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的主席台上，脑子里仿佛在推磨，眼前身着校服笑容可掬的人影模糊远逸，木树村呆在低矮阴暗校舍里的张张稚嫩的脸清淅逼真，耳边传来立立陶陶的呼唤，还有萋萋枯草掩没的丈夫孤坟以及福来的倩影，一一在脑海里涌动。这一幕幕乡情亲情无法割舍，我该为他们做点什么了……不久，在鼓乐声中“王羽新助学兴国协会”成立。协会由小到大，许多社会贤达加盟，颇具实力，资助500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和百名贫困大学生圆梦，接着向木树村捐款25万，以兴建一所希望小学。我被冠以“教育慈善家”的称号。
1988年，湘北大地还浸在三月天的梅雨中。我途经S城，作短暂停留祭拜祖坟寻访故友之后，和嫂子一起在湘北火车站下车。
站台前，拥着一群人。我刚从卧铺车厢下来，被一双大手紧紧攥住，我一惊：“福来，怎么是你？”福来摇着笑：“王会长，我以为是满脸赘肉的老先生，想不到竟是当年风姿绰约的小新子？”我瞟了他一眼，故作生气状：“还小新子，小新子早就不在人世了。好啦，不跟你贫嘴了。”我把一旁的嫂子作了介绍：“这位是我多年同生死共患难的老姐，她一直生活在S城，此行请她来协助办桩事。”福来说：“我第二故乡的贵客欢迎，欢迎。”一位中年男子连嚷带叫一把夺过我的行囊喊道：“伯母，我接你来了。”我愣了一会，还是认出他来了：“你是堂弟的大儿子，当过兵的。家里人都好吗？生活过得怎么样？与立立陶陶他们有联系吗？他们现在哪？”一口气问了这么一大堆问题，由于激动，脸都红了。大侄子一一作答，我悬着的心才落下来。
淫雨霏霏。福来转身对一旁的两个司机说：“雨越下越大，赶快把车子开过来。”不到五分钟，两辆黑色桑塔拉徐徐开进来，我和嫂子与福来同坐一辆，堂侄和三名县乡干部坐另一辆，直奔县委招待所。司机侧过头卑谦地请示：“县长，先进餐厅还是先往客房？”福来一看表：“快6点了，去餐厅吧。”这回他没习惯地挥手。
一幢三层小楼迎面而立。福来把我们领上二楼“洞庭春”厅。几个着深色西装的男子趋步前迎，把手臂和笑声同时送到我面前。福来介绍说：“这位是县委书记周文同志，那位是分党群和外事工作的吴名副书记，还有教育局贾副局长等。”一大堆官儿一大摞帽子，我哪能都记住，但最后一位叫什么林局长的，与他四目对接，我的笑容就在瞬间凝固了，心陡地一沉，一股凉气直冲脑门：*时批我斗我恨不得将我置于死地的就是——他！他似乎认出了我，走到我跟前，脸上挂着标准的职业微笑：“您好！欢迎！”吴副书记介绍说：“林副局长，科班出身，有能耐，有闯劲。”我的脸有些走形，面部毛细血管开始膨胀，心中一阵恼恨。天底下竟有这么龌龊的巧合，堂堂正人君子竟然要同如此卑劣的小人同桌吃饭。姓林的家伙却气韵如常，很风度地朝我颔首：“王会长爱国爱乡之情难能可贵。”
福来注意到我的异样变化，忙问，王会长是否不舒服？
我笑道：“怎么会？同大人物见面，受到国宾规格接待，心情好得很！”说罢率先入席。
福来注意到我未同姓林的家伙握手。他的心真细。周书记似乎没看出端倪，接口说那倒不够，但是隆重接待的心意是有的。言毕，他举起高脚杯直起身来，朗声说：“我代表湘北县70万乡亲热忱欢迎王会长的光临。对她为山区教育所作的巨大贡献，表示诚挚的感谢！”镁光灯闪烁，记下这非同寻常的场面。他与我碰了碰，喊声“干”！一呼百应，红色液体齐刷刷落入肚里。接下来吴副书记、林副局长等人轮番向我敬酒，好在我早有防备，每回只端起酒杯抿一点点，不然趴在酒桌上了。姓林的敬酒时，不由自主地伸手整整自己的领口，然后替我掸去肩胛上的一丝灰尘，这巴结相真令我作呕。我身边的福来见状，习以为常地坐在那里，瞧瞧手指甲，又把关节啪地捏了个脆响。“你多吃点菜，你……”他语调里充满了关爱，复又侧脸对嫂子说：“多吃点。”嫂子窘迫地把头埋在碗里。
碰杯声响了小半夜，不久便也宁静了。我和嫂子说着话走进客房，福来随后赶来，我一眼便发现他神采奕奕，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，滔滔不绝地向嫂子问这问那：“改革开放这么多年，S城的变化大不大？向晓宇她们的日子过得好不好？羽新一谈起你就感慨地说你是个难得的好人！”嫂子一笑，说：“好什么好，是王老师看得起我。S城这些年多少有些变化，改宽了两条马路，拆迁重建了一条新街，在王老师家的小楼旁建起了一栋二十几层的金融大厦……”她顿了顿说：“晓宇和我接手王老师的饭店火了几年，*一来，关了门。后来我改行办绣花厂，儿子当厂长我做帮手，挣了点小钱。”
福来不停地点头，眯起眼睛又向我发问：“晓宇的近况怎么样？你这次见到她吗？”亲切与柔情重回到他脸上。我重重地叹口气：“好人没好命，时乖命不乖。她从第一次恋爱失败后，发誓不结婚，几年后经不起父母威逼，与比大10岁的本单位职工成了家，没过几天舒心的日子，男人酗酒暴死街头，她悲痛欲绝，成天以泪洗面，把一只眼睛哭瞎了。”福来着急地问：“她父亲是名医，怎不给她医治呢？”我说：“那时高先生已命赴黄泉。如今晓宇靠一点退休工资打发光阴。这次，我给了她一些钱，作为养老。她很感激康结过苦日子时的资助，她说要不是康结的粮票，早饿死了。”提起康结，我百感交集，既心存感激，她和她爸为我谋了一份职业，但又有些嫉恨，是她夺走了福来。不过据晓宇说，这也是阴差阳错，同在敌后的西安，他俩作为同学老乡亲密往来，是无可厚非的事，后来福来在与我失去联系的情况下，这对孤男孤女结合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想到这，我心平气和了，关切地问福来：“康结，还好吗？你家离这儿远不远？我去看她。”
看得出福来一肚子的懊丧却又不好表露出来。他屁股埋在沙发里，愣了老半天才说：“她不知是书读多了迁，还是脑子有毛病，结婚几十年了，她总觉不顺心，老说我心里装着另一个女人，唯独没有她。我转业到地方时，她执意要去S城老家，我呢家乡观念重一点，分到了湖南，两年后我把她调到省城。*中我主动请缨来这里工作，她满肚子牢骚，指责我为了寻找那女人……大路朝天，各人一边，如今她呆在省城伴女儿过。唉，我一个人倒也清静。”
我听到这里如闻晴天霹雷一下子蔫了，心里像塞坨麻线扯不清场，对康结和福来的行为不能用正常思维来分析。好一阵，我嗔怪他道：“何必呢，都年过半百的人了，因一点小疙瘩闹成这样。问题在你，一个大男人，县太爷，几十万黎民百姓的事都能管好，难道连一个小家的事都理不顺？假若领导或同事部下知道了，会怎么看你？”福来没吱声，陷于尴尬。
一时，我又心疼起他来，于是转移话题：“那次离开内地，若不是你和赵关长，我哪有今天，险些连小命都搭上了。赵关长这人真好，他冒着风险将我送过去后，又过去看过我，还跟我做过一两单生意。”福来眼里、脸上立时溢出兴奋光彩，他跟我迅速交流一下目光，说：“老赵和我是铁哥们，若对你有二心，我敲碎他的背脊骨。”我瞅瞅福来，示意他过来，拿出一块瑞土梅花表和一套衣服递给他，他再三推让，我生气地说：“关键时刻你几次救我，这些小东西还过份吗？本想给点外币，一则你为官清廉，可能不会收，二则你们吃公家饭的人，不缺钱花。这仅仅是我一点心意。”福来一时找不出合适的话，怔了一下，正在调动库存。
嫂子说：“你们谈吧，我休息去了。”福来才回过神，“啊”了一声也起身向我告辞。
已是上午*点钟了，红红的太阳懒懒洋洋地照着古楼。福来今天的心情不错，特意刮了胡子，穿了我给他买的价值不菲的藏青色夹克，亲自抱着相机，时而跳上阶基，时而俯视洞庭，拍下我与嫂子的倩影。行至游人稀少的团湖，嫂子抢过相机，猛地对准我和福来，按下了快门，我脸上有些红，勾下头，不敢正视嫂子。当太阳离地平线一竿子高的时候，福来余兴未尽不顾车舟劳顿，硬要领我们去五里街品尝富有地方特色的风味小吃。嫂子说她转晕了，只想卧床休息，无奈，福来只好招呼司机送她回招待所。福来知道嫂子有意回避，便朝我一笑，心想，这倒正中下怀。我俩一前一后故意拉开距离，进了一家较为隐蔽的餐馆。见鬼，哪是地方小吃，满桌的美味佳肴：桂花肉、贵妃鸡、双双蛋、红烧河鳗、清炒虾仁等等，令我咋舌：“只两个人吃，这不是浪费吗？”福来立马解释：“原本想请嫂子和你堂侄他们一起来的，这是自己掏腰包，权当设家宴款待你们，可溜的溜走，回的回了家。”我说：“自己人何必客气，再说我不是来搞吃的。”福来朝服务小姐作个手势，顷刻，“祝你生日快乐”的旋律响起，接着，服侍生送上一个精美蛋糕摆在桌子中央。
我不由一惊：“今天是谁的生日？你？”他神秘地挤了挤眼睛：“鸽，真是贵人多忘事，今天，3月13日，是你55岁的生日呀。”
我眼里泪光闪闪：“我自己都忘了，你怎么还记得？”
福来道：“从我年轻时记的日记里翻出来的，你看——曾有三次，我们这些狂热追求者在小饭馆或*坪里请客为你做过生日的。”我接过尘封泛黄的小本本却没看，这是他的**。但我深信不疑，叹口气，说：“不瞒你说，自出校门后，长年累月为生计奔波，一天到晚忙得晕头转向，荒年暴月连茴丝饭都吃不上，哪顾得上过生日，即使在澳这些年环境好了，手头宽裕了，却孤身一人，形单影吊，也没了当年那份燃烧的激情。”一边喝着酒，一边回忆往事，禁不住落泪，难道女人天生是爱哭的料。福来递张餐巾纸给我之后，安慰我说，今天你该高兴才是，正因为如此，我才安排来这儿，一是作个补偿，二是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……
我扑哧笑了，鼓励他说下去。他却把*送给我，我故意把脸侧过去，他急了，扶住我的双肩，我现在就想为你……做点什么！
我脸颊罩上*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，轻轻拂掉福来微微发颤的双手：“送我回房间去吧……”
城里呆了几天之后，一支由警车开路，5辆小轿车面包车组成的车队，惊叫着往日月乡驶去。我们一行在乡政府吃过午饭之后，直奔木树村。福来大堂侄和我同坐一辆车，跟在警车屁股后面。大堂侄指着脚下平展的公路说：“伯母，你的到来惊动得县里乡里轰动了一番。”他立时激动起来谈起了修路的事。两月前县里派人到乡里督促修路，乡里特别将修路任务落到了木树村的身上。路并不长，三公里样子。开头村里认为上面拨款太少不愿意投工。大堂侄几次出面做村干部工作，一讲外商无偿资助兴建村小学，路不修好，到时剪彩进不来。二讲路修好了，不仅村里人进出方便，而且好跑运输，把本地经济搞活。古人说修桥补路添福添寿，这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好事。最后，他还表态，路修好了，乡里从上交提留款中拨一万给村里。经乡长一番开导和表态支持，村干部们才转了弯子。4天前，路刚刚扫尾，当大堂侄知道捐款建校的王会长是我，便风风火火跑回乡里，与书记一商量，动员木树村民夜以继日，猛干3天，把老良的坟茔修好，还在坟前立了一块高大的墓碑，请附中语文老师写了碑文。
我插话：“你们这样兴师动众，恐怕不合适吧，何况内地阶级斗争抓得咯么紧，别忘了你伯伯生前是老牌反革命呢。”
大堂侄表情严肃：“细伯（即伯母）阶级斗争理论早过时了，现在全国上下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，搞改革开放。伯伯80年就平了反，其实他过去也为我们老屋场办过许多实事，老百姓是怀念他尊敬他的。若不信，你看看碑文，上面写得清清楚楚。”
说话间，车队*木树村，公路上的人陡然多起来。小学生和乡村干部从“也是铺”一直排到学校门口。小学生拿的拿纸扎的花，举的举小旗，敲锣打鼓，一看就知道是大堂侄的杰作。几个老师吹着口哨扬着手臂领孩子们喊：“欢迎欢迎！热烈欢迎！”车子从夹道欢迎的人群中穿过。然后我在各级领导的簇拥下，下车步行，带着笑容向一张张既熟悉而又陌生的笑脸挥手致意。然后我在新建的木树村希望小学教学大楼前打住，剃平头的村支书急忙走过末，向我伸出手，握着笑：“王老师辛苦了，要不是您，孩子们哪有这样好的地方读书。”言毕，他详细介绍了筹建过程和大楼规模：“为节省开支，发动村民义务投工，经过三个月打拼，全乡第一所由外商投资的希望小学落成，建筑面积1500平米，5间教室、3办间办公室、一间图书室和10间教师住房。”我们一边登楼一边谈，眼前的镁光灯一闪一闪的，着实让我风光了一番。爬上三楼一看，远处村落如火柴盒一般摆在那里。
几十分钟后，落成典礼开始，鞭爆齐呜，锣鼓震天价响。几个少先队员向我们献花，接着是县委吴副书记、乡书记分别致词。轮到我讲了，因一时激动，向来以能言善辩见长的我，竟想不出适当的言语来表达心声，只说：“木树是我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，是我奋斗过的地方，这里有我的亲人，有爱我关心过我的家长和乡亲。为报答他们的恩情，关心下一代的成长，我尽了一点绵薄之力……”
掌声、欢呼声响起，我泪花闪闪。最后，我与福来大堂侄剪彩，掌声、欢呼声又一次响起。
下午3时许车队离去，只留下福来的车和秘书，秘书就是他当年的司机，当然还有堂侄。我被领到修葺一新的老良坟前。
“妈，妈！”两对男女几乎同声呼叫。我很快认出他（她）们了，泪水模糊了双眼。立立激动地将他妻子和一双十来岁的儿女拉到我跟前：“妈，这是您媳妇秋珍，这是您孙子孙女，孩子快叫奶奶。”孙子孙女甜甜地叫了一声。末了，陶陶也自报家门，她的丈夫建清原是我的学生，夫妻俩生有一对胖乎乎的小男孩。子孙们出落得如此招人喜爱，我格外高兴。
我领全家三代9口人绕坟一周，肃然无语。只听得脚踏青草泥土的簌簌声。我在坟前肃立，老泪纵横，悲声说道：“老良，值此清明，我赶来祭奠你。今天你海内外亲人齐聚集在这儿，你该含笑九泉。”言毕，老老少少磕头，立立陶陶兄妹就取出早就备下的冥钱点燃，并流着泪忏悔道：“爸，儿女对不起你，更对不起妈。”说完，又向我磕头谢罪。我伤感地把他俩拉起来，对立立说：“我死后，你将我和你老爸葬在一起。”
从墓地出来，顺一条浓萌遮蔽的曲径逶迤前行。立立陶陶边走边向我叙说了他们各自的家庭景况，听得出他们的日子过得还不错，我就放心了。不一会，到了老屋，老屋面貌依旧，唯一有变化的是用上了电灯。男男女女围了上来，比当年第一次回乡时，热闹多了。阿呆主席就那样斜倚在大门墩上半睁半闭着眼睛，见了我脸上露出一丝笑：“回来了就好。”我塞几张“老人头”给他。
晚饭婉谢了村里的宴请，留村组干部们一起在堂弟家里吃，足足围了四桌。席间，大堂侄聊着聊着聊到木树村经济发展上，他的意思想我再投资办家村企业，然而缺资金。我笑着说：“这儿离康平公路近运输方便，村里妇女劳力多，且有湘绣技术，我早谋划好了，出资15万办湘绣厂，特从S城请来嫂子作技术指导。产品由我包销，利润我分文不取，用作失学儿童的学费和上大学学生的奖学金，如何？”大堂侄和村组干部连声叫好。
我跟着他走进办公室，接通了木树大队部电话，一听是食堂保管员赵爹的声音，向对方说明了我的意思，对方很爽快答应一定办到。
午饭过后，陶陶提着个小包袱来了，看到站在牛棚前相望的我，一下子扑到我怀里，放声大哭起来，差点把我轰倒。哭声惊动了“棚友”，他们急忙过来，惊愕，怜悯，叹息，像哄三岁小孩那般哄着，劝着：“孩子，你妈不是好好的吗？别伤心、难过。”
陶陶抬起泪眼对他们说：“还好好的？被折磨成这个样子，人也瘦了一圈。”扭转头，对我说：“他们太无人道了，我和哥哥来过几次，都被挡在门外不许见你，最恼火的是，连我们送的食品和纸条也不同意转交给你。”边说边哭，声泪俱下。我的心碎了，忍了忍没让泪水流出来，轻轻*她的头，拉着她一起进了窝棚。我说：“你爸和你哥都好吧？你哥怎么没来？”
她擦干泪水，用手掠了一下散乱的头发，道：“老爸从你揪出来之后，整天愁眉不展，唉声叹气，晚上咳嗽得几厉害，还在不停地抽烟，我劝他别抽，甚至把烟藏起来，都没制止住。最近一段，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，人瘦得像火柴杆，也不知他得的什么病，病一发时，总是用手按住腹部。”
我神情骤然紧张起来，忙打断她的话：“叫他赶紧看医生呀。”陶陶说：“哥和我催过多次，他总是不听，反到凶起我们来，说他是名医，自己的病还能不知道。”我说：“是不是因为手中缺钱才硬撑着不去医院，这样会误大事的。”陶陶停顿了几秒钟，说：“可能是这个原因，妈，你想队里粮食歉收，工分家肥值不了几个钱，年底决算我家还超支100多。这是其一。其二，上年爷爷去世，做坟墓花了一笔钱。其三，你的工资差不多半年扣着没发了。”
陶陶快言快语，给我受伤的心灵又蒙上一层阴影，我没再说什么，走到床边，揭开油渣子似的垫絮，翻开稻草，从床铺板上拿出一个塑料包，递给陶陶：“这是我的工资，除交伙食费、床铺费外，还剩19.8元，反正我这里用不着，拿去，给你爸治病。”
陶陶不安地看着我，说：“妈你也有病，而且不轻，还是留下给自己买药吧。”
孩子的心像绣花针那般细。我有意避开她的目光，又问道：“你哥的情况如何？你还没跟妈说呢。”
陶陶迟疑了好一阵，似乎有什么隐情想瞒着我，但在我的再三追问下，才不得不如实说出来，她边说边流着泪：“我哥见年关已近，想弄点钱办年货，起早摸黑进山肩竹木送收购站，半月前的一天傍晚在回家途中，被毒蛇咬了，左腿肿得像个墙锤，老爸连夜采来草药为他敷了伤，十多天过去了还没全愈，上厕所还要撑拐棍。加上你和老爸的问题，他的心情一直很糟，无法释怀，总是低着头走路，埋着脸做人。”可怜的孩子！我不禁出一身冷汗，叹息着，哭泣着，只是全没了泪水。
但陶陶没有劝我，沉默了好一会之后说：“妈告诉你一个消息，我哥被邻村张家看上了。张家见我哥举止儒雅，喝过墨水，身体也棒，干活是把好手，打算将他们的独生女嫁给他……”
我着急地问：“女方家境怎么样？那女孩好不好？你见过没有？你哥同不同意？你老爸看法如何？”
陶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，拿出一张小一寸的黑白照片给我看，照片上的女孩细眉毛瓜子脸，蛮清秀的，十八、九岁。不用问，这女孩是说给他哥的，陶陶想先听听我的意见。我说：“不错不错。”陶陶说：“妈你既然表了态，我就全都告诉你，就是这女孩，哥蛮喜欢她。她家贫农，家里有四间正房一间偏屋，养了2头猪，是邻村的冒尖户，她爸做砖匠，年纪跟你差不多，为人本份。我老爸平日和她爸挺熟的，见媒人一说，他说他没意见，由你定，不过……”陶陶欲言又止。
我说：“不过，怎么啦？吞吞吐吐的，你快说呀。”
情急之下，陶陶为难地说：“对方家长要招我哥为上门女婿，不然不答应这桩婚事。我哥很愿意去，他说，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家庭对他的不利影响。”现实摆在这儿，能怨儿子吗？我想了想说：“只要立立日后过得好，也只能这样了。”
送走陶陶，我躺在冰凉的床上度过了悠长阴冷的除夕。我和方老师被关押的屋子，又来了新伙伴——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。她被“红袖章”称为“老”。据说她曾做过伪乡长的情妇，是这次深挖“黑三线”挖出来的。人真正活到不要脸的地步，怎么也能够活下来。她被揪出来才个把月，在一个村一个村巡回游斗之后，关到这里写交待。女人全不当一回事，她说，她没犯法，旧社会做情妇的不只她一人。坐在条桌旁的我，盯着她那张白皙而润滑的脸问：“最近听到什么重大新闻没有？”女人撩了撩被风吹乱的头发，说：“林秃子和他老婆儿子死了。”我一惊，连忙叫她莫乱讲。她淡淡一笑说：“这是旧闻了，早在9月13他们就摔死在蒙古草原上，中央半个月后才下文件，从中央到省到地区到县、区再到公社大队，从党内到党外，这样一级级传，传到我们这里，花了两个月。”“你听谁说的？”“我参加了会呀。”“什么会？”“批林批孔大会。我和那些算命的、看风水的、游手好闲的、雇过长工的、当过伪兵的人，一起站在台上挨批哩。”方老师对我说：“那‘马屁精’都死了，你就可以出去了。”我摇摇头，仍带着低沉的声调说：“恐怕没那么简单，人家要害你，还会抓其他的辫子，甚至编造出一大堆罪行来。”方老师忽然想起了什么，挪了挪屁股坐到我身边忧郁地说：“可能有人故意想害你，比方说，那两个学生揭发你，是有人在幕后指使。”
我说：“你分析得不错。那个叫石滚的男孩，跟我女儿闹了矛盾被他人利用。而那个叫芳芳的女老师，是我过去的学生，我一直待她好，可她用尽心思四处收集我的材料，一心想搞垮我，确实有她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听说，我第一次被揪出来时，她就幸灾乐祸，说这下好了，又倒下一个公立老师，不知这公立指标落入谁手。说穿了，她想取我而代之。唉，不知日后她还会使出什么更坏的招数来。”方老师愤愤不平地骂道：“养的，得艺忘师，不得善终！”
听到“”两字，新来的伙伴脸上红一阵白一阵。方老师见状才知自己失言，不好意思地勾下头。
暮春的傍晚，我抱了几件脏衣服去小河边洗，“红袖章”不远不近地看守着。撩起水刚搓几下，对面一位步履蹒珊的女人提着蓝子踏着石桥走过来。“干亲家母！”要不是女人先开口，我差点认不出来了。两年不见，她苍老多了。我脸上露出少有的微笑：“他干妈，去哪？”“看你呗。把我找得好苦，前几天去过你家，你家房门紧闭，后来看见了陶陶，陶陶才告诉了你的地方。”“他们父子三人都好吧？因管得严不许家属探望，我好久没见到他们了。”“别难过，事情总会弄清楚的。再说，一个女人家再有本事，牛脚印里翻不了船。怕什么，他们也不会拿你怎么样……”没等她继续说下去，“红袖章”走过来，喝道：“你是她什么人？竟敢在这里胡说八道！”
他干妈也不示弱：“是她亲戚，我儿子在县里当头。怎么啦，我俩拉拉家常也不行？”“红袖章”没吱声走开了。
我急切地问：“你大儿子还活着？几时回来的？这么多年没见面了，你怎么认得他的？”她神秘告诉我：“大儿子打那年走后，一直杳无音信，半月前他从县里下来一方面检查工作，一方面寻找久别的亲人。早几天，他费尽周折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我。因为他生下时，左手腕处有个红色胎印，这是一个特殊记号，不为旁人所知。我们母子相认大哭了一场。”
无独有偶。就在大前天中午，我坐在门口晒太阳，猛然间，几个造反派头头陪着一位相貌堂堂的中年男子，从门前小路上经过，我抬头看了一眼，这中年男子好像老良青壮年时的模样，一身褪色的黄军装，腰间扎着一条宽皮带，身旁插支驳壳枪。正在此刻他也看我一眼，四目相视，两三秒钟后，各自收回目光，我心里怦怦直跳，难道是他？旋急摇了摇头，不可能，大千世界，相像的人很多。他——福来早牺牲在战场上了。中年男子走几步，又扭头定定地看我一眼，才缓缓转身朝前走去。
我三下两下洗完衣服，领他干妈进屋里坐。敲门。方老师刚擦完身子，抽开门闩。我把她让进*大的地方坐下，细细说起来……方老师和那女人见里面太挤，抽身往隔壁屋里闲聊去了。他干妈掀开篮盖，里面露出几样食品：八个盐茶蛋，一碗回锅肉，一包蓝花萝卜。她拿起篮花萝卜喜孜孜地说：“这是儿子从湘北城里带来的，又辣又脆，味道不错，好下饭，也给你尝尝。”
我立马抓起一串萝卜往嘴里塞：“真棒！”
“儿子真有孝心，给我买了一身最时兴的的确凉衣，一把暖水瓶，一双长丝袜，还给他弟弟几十块钱。如今我已搬到镇上来住了，离这儿几近，我会常来看你的。”她顿了顿，笑道：“邻居都说，我晚年有福又多了个孝顺儿子，我说还不是托**的福。你看这真是，儿子一来，从没见过面的区社头头脑脑也都上我家来了，一个个握着儿子的手，叫他什么部长，有的还叫他什么县革委政工组长，我搞驼式不清，反正是县里的大官。”我心里五味杂李。
天完全黑下来，她干妈觉得是告辞的时候了，可是屁股还没出门，窝棚当头，传来激烈的争吵声，我和她干妈机警地站在房门边，侧耳谛听。
“死了人报丧，还不准吗？你们太没人性了！”是堂弟沙哑的声音，我心头一颤。
“反革命分子蹬了腿，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，白天死了白死了，夜里死了黑死了。”“红袖章”扯开粗嗓门在喊。
“反革命分子也是人，向他老婆说一声，没违法，犯不着推推搡搡嘛！告诉你，我家世代贫农，大儿子是复员军人，我怕什么怕！”堂弟手一拨大步蹬蹬冲了过来：“嫂，我哥他今天半下午……”他神情沮丧，脸色寡白，只说了半句话就噎住了。
“你哥得了什么病？怎么这样快就走了？”我泪水双流。
“今天中午他的病顶真了，连呼吸都困难，立立陶陶吓得直哭，连忙把我叫去，我二话没说，扎了担架和立立抬着往卫生院跑，刚走到半路，我哥他永远合上了眼。”
他干妈也在一旁落泪：“几时进葬？”堂弟一双通红的眼睛像是患了急性结膜炎，望着屋子里鬼火一般的电灯，说道：“大队连孝歌都不许唱，别说做道场了，今晚停放在家，明天清早上山。”
我伏在她干*肩头，嚎啕大哭起来。哭声惊动了“棚友”，他们很快将我围住，心情都很沉重，垂着头，就象参加追悼会一样。方老师劝我：“想开一点，反正人已走了。”两名“红袖章”马上走过来，吆喝道：“走开，走开！不许聚众滋事！”众人仍立在原地。我央求道：“请让我回去与老公见上最后一面。”在场的人都说：“你们就准个假吧。”两个“红袖章”彼此看了一眼，没有吭声。突然，他俩身后冒出一个声音：“现在是非常时期，运动正在向纵深发展，上面派人下来督查，任何人不得离开一步，你们少说废话，赶快回棚里去！”
头头一句话，使我的诉求成了泡影。
气候一天天变热。我的日常行为呈现出心烦意乱和无所适从的状态。除劳动过堂和没完没了的写“罪已诏”外，剩下的空闲，我反反复复在字纸反面写着如下几个词语：老良走了……立立上门了……陶陶孤单了……一张纸涂得乱七八糟，撕碎。再抽出一张纸，下意识地继续写同样的字，然后再撕碎……自从老良走后，一个完整的家没了主心骨，散了架。想到我俩20多年走过的风风雨雨，坎坎坷坷，有甜蜜也有酸楚……一桩桩，一件件，如永不消逝的电波传遍我的每一寸肌肤，每一根神经。想着，抽泣着，抽泣着，想着，我麻木地*了梦乡。夜半时分，突然被吱吱的老鼠爬梁声惊醒，我无法自控地捧住脑壳，大声地叫起来，声音长长的尖尖的，好像遭遇了抢劫，宣泄一通之后，才觉得心里舒畅了些。
这几天，屋子里热得难受，加上男人那边的尿？
这几天，屋子里热得难受，加上男人那边的尿膻味汗臭味，加上残留的牛粪味，经一阵阵熏风刮来，呛得我直打喷涕，呕吐不止，如果继续在这样的空气里生活下去，我会发疯的。同室的那女人象一头关久了的野兽，开始躁动起来，对巡逻的“红袖章”直嚷：“这鬼地方，我一刻也呆不下去了，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，但死之前总得为我拣个幽静的太平间，好收尸呀！”许多人也沉不住气，发出同样的呼唤。不知“棚友”的抗议起了作用还是别的原因，第二天上午，黑红脸来说，区造反总部研究，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，将关押在牛棚里的人一分为三：教育部门的原地不动，其他机关部门的去供销社废旧仓库，农村的回所在公社。房子腾出来了，方老师也搬到了隔壁，剩下我一人倒显得空落落的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达到了慑人心魄的地步，人减少了，反而增加了看守，过去的两人一班，现在增至4人一班，一天3班，24小时全天候守卫。每天，象监狱提审犯人一样，半天审一人，晚上也不停止。每次审完的人从我门前经过，看上去一副丧魂落魄的样子，无异于从鬼门关走了一遭。我是最后一个被提审的。
这天天刚擦黑，夜里死一般寂静。天上布满了星星，有的大，有的小，有的亮，有的暗。它们之间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，共同组成宇宙。鸟群般的热浪扑扇着大翅，从天而降，劫掠着小镇。我刚洗完澡，穿上衣服，连头发还没来得及晾干，粗旷的男高音震耳欲聋：“王羽新，同我们走！”
第六感官告诉我：“又该上审判席了。”于是顺手拿起一把蒲扇带上门。“什么也不要带！”“红袖章”喝道。我只好将蒲扇从门缝里塞进去。走在两个“红袖章”中间，低着头，过石桥，抄近路，朝区办公楼方向走。街道，绿树、房屋，所有的小镇风景变成了一份盛在烤箱里的熟食，只要望一眼，就会产生用公款赴宴后的感觉。从牛棚到区办公楼只有一箭之地。这是一座“大跃进”时期修建的二层楼房，建在小山上，可以俯瞰小镇全貌，给人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，此刻它黑糊糊地静着。过去，我常来这里开会听报告什么的，因为公社和区都在一栋楼里办公，只是公社办公室设在一楼，区办公室设在二楼。白天，象是一台运转的机器，忙个不停，人来人往，挺热闹，但一到夜里，每间办公室房门紧闭，阴森森的，赶得出鬼来。审问的地方不像城里监狱那样森严，是区里一间新近腾出来的房子，门外挂了一块“专案组”的牌子。上了楼我脚步越走越慢，越走越沉，终于停下来，不料却在“专案组”门口被一个挎手枪的年轻人拦住了。
他大喝一声：“干什么的？”
两个“红袖章”立马回答：“送提审人。”
我才注意到这挎手枪的年轻人，身着军装，很陌生，大概是部队首长的警卫员。我早就听说省地县*红色*的头头脑脑由当地驻军首长担任，他干妈在武装部工作的大儿子不就在地方上任职吗？还听说，城里的机关学校和街道都有部队上的人进驻，叫“军宣队”，他们的权力大得很。
挎手枪的年轻人说：“里面有人在提审，你们站到那边走廊上等一下。”不一会，“专案组”的门开了，门开处跌跌撞撞走出一个人来，借着屋子里射出的灯光，我看清了这人是我们学校的校长。几个月不见，他像换了一个人，五十不到，已显得很苍老，头发竟花白了，乱蓬蓬的。兴许是最近“挖穴寻蛇打”寻出来的“黑三线”分子。多善良的一个人，想不到他也落得和我一样的下场。立刻他被送我来的两个“红袖章”带走，与我擦身而过时，他用失神的眼光望了我一眼，摇摇头，缓缓地下了楼。随之，我被挎手枪的年轻人带进屋里。
审问我的是个剃光头的三十左右男子，区起风雷战斗队队长，因为他姓林，人称“林秃子，”我与他打过好几次交道，深知此人的“厉害”。审问的目的很清楚，就是逼我交待刺穿“三面红旗”的动机，保存伪毕业证书的企图以及其他新的犯罪事实。
我昂起头，眼睛直直地望着对面灰白色的墙壁。
“你说呀！是什么动机？什么企图？为什么这么做？”
我沉默不语。目光转到墙壁中央贴着**题字：“实事求是”四个龙飞龙舞的草书上。
“林秃子”霍地站起来，一脚踩在椅子上，拍着桌子嚷道：“每次揭发批判你，你总是横眉冷对，一言不发，以为这样可以蒙混过关，告诉你，别打错了算盘，我们革命造反派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你不交待，也可以定你的罪！”他抓起杯子咕咚喝了一口凉茶，抹了一把下巴，见我仍闭着嘴，一声不吭，甚至嘴角还露出一丝冷笑。他恼羞成怒了，拍了拍堆在桌上厚厚的卷宗骂道：“老，这么长时间，你交待了什么？全是一些不痛不痒的事，避重就轻，什么贯彻执行*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啦，什么向学生灌输孔孟之道啦等等，全是空话，不知重复了多少遍，根本没有触及自己的灵魂！”
见他出言不逊，我以一种少有的勇气反问他：“谁是？我当了，你拿证据来！”“你敢犟嘴！反了不成！”他咆哮起来，顺手抓起卷宗，冲到我面前，朝我头上一扳，我只觉头皮生痛，眼冒金星，咬紧牙，坐直了身子，嘴角又露出一丝冷笑。对“牛鬼蛇神”的逼供讯在当时司空见惯，不值得一提。问题是我受不得冤枉背不了黑锅，更经受不住他们对我人格的侮辱。
这时，从隔壁屋里走来一位牛高马大的军官，和善的国字脸，浓黑的眉毛，T型身材。我觉出此人有些眼熟，却又忘记在哪里见过，对，就在他干妈来的前几天见过，还有更久以前。那军官凑上前，轻轻拽了一下“林秃子”的衣襟。“林秃子”便随他走到一边，两人低声嘀咕了几句，“林秃子”垂着眼皮轻声地说：“这婆娘太不老实了。”军官扳着脸说：“我来亲自审她！”“林秃子”还要说什么，军官却挥了挥手，像轰苍蝇似的将他轰走了。
军官捡起散落在桌上地下的卷宗，然后坐在桌子后面，用严肃也还和气的声音问：“你是不是叫王羽新？原籍南方S城？毕业于S城一中？”我望了他一眼，没吱声，心想：我的这些基本情况巷宗里全都记载着，作为办案人哪能不清楚？还用问吗？但一听口音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地道纯正的S城话。
“你想讲就讲，不想讲就不讲，随你。”他和缓地说。我埋下头，但能感觉到他的目光柔和地停留在我脸上，然后听到他很轻的一声叹息。沉默了一会，他从卷宗里抽出一张照片递给我，我接过一看：这是我一直带在身边保存，几年前才被造反派抄家抄走了的，我两眼死死盯住照片，看了一阵，才颤颤地自语道：“可他已死了。”我发现自己的手心已出满了汗。
“不，他没有死。”军官坚定地说。
“你骗人，福来他，他25年前死在华北战场上了，登了报，他父亲还去看了的。”我望着窗外芳芳的月亮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。军官陷入了沉默，仿佛把他拽回流逝的岁月，他显得很激动，深沉地说：“解放战争中，福来在华北战场遭遇了一场恶战，他带领的连队损失惨重，尸横遍野，但他有幸逃脱，临走时将自己身上的军装脱下复盖在与身材相似的三排长尸体上，便匆匆投奔了解放军，因他军校毕业，又年轻，被首长尝识，加上后来几次战斗中，作战勇敢，屡屡获胜，便受到嘉实和重用，三年连升*，由团部作战参谋提拔为参谋长，团长，解放那年调到省军区。为寻找亲人，去年冬天他要求调到湘北县人武部工作，并在县革委兼职。这次，也是为了了却他多年的心愿，主动下到这里。”他起身踱到门外，向警卫员摆摆手，小警卫知趣地走开了。然后他掩上门，倒了两杯茶，一杯递给我，一杯自己端着，却没喝，微微一笑，说：“至于登报嘛，那个年代报刊广播哪句话是真的？纯粹是出于服务政治巩固*的需要，以假乱真，蒙骗老百姓的，你也相信？”
我喝了一口茶，紧张的心情开始平静下来，沉默片刻，说：“既然他还活，而且活得那样潇洒，为什么不对她昔日的恋人写信？为什么这么多年也不寻找？”我突然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，气得把牙齿咬得格格响，眼睛转向空旷*的窗外，提高声调问：“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未免太没良心了吧？叫可怜的女子苦苦守了3年寡，思念了他半辈子，受了多少苦和累，如今竟落到如此境地，他知道吗？”说着，伤心的泪水夺眶而出。
他便六神无主了，顿了顿，很快作出反应：凑近我，伸出手来搭在我肩上背上轻轻*：“鸽，我就是福来呀。我，我怎么会忘记你呢？那些年给你写过好多信，可因为内战邮路不通，全被退回去，从此失去了与你的联系，解放后我还专程去S城找你，但已人去楼空，连跟你关系密切的向晓宇她们也没法找到，所以根本不知道你的去向，想不到今天才见到你。”他扭过头去，擦了擦湿润的眼眶，颤颤地从内衣口袋掏出几封皱巴巴的信给我，我忧郁的目光直愣愣地盯着发黄的信封，信封上贴着*邮票，盖着*邮戳，写着我的名字，我哆嗦着双手，随便抽出其中一封，拆开封口，拿出一张红条条信纸，整版蝇头小字跃入我的眼帘：“鸽，千山万水隔不断我对你的情思，连天炮火切不断对你的惦念……落款，爱你的福来。”我回味那段刻骨铭心的恋情：小楼里捉迷藏的游戏，课堂上幽默诙谐的漫画，大酒店里的舞会，机场上的吻别，吉普车中初尝禁果，回味起来，无不充满柔情密意。但我猛地想起了什么，忙从他手里抽回身子，扭过头，以问时间为名，握住他的左手，将他手上的表带往上一推，腕部上的红色胎印*出来。“真的是福来！”已确信无疑了。我不能自制，眼泪湿透了福来递过来的手绢。在女人面前已经不再陌生和紧张的福来，一把抱住了我。我这个年龄这种经历的女人也已不再矜持，伏在他肩头，耸动着双肩，悲喜、爱恨交织在一起，任开闸的泪水倾泻。
正在这时，我冥冥中觉得有人往我脑壳胸口上重重地击了几下，两眼发直，口吐白沫，身子摇晃起来，支撑不住，然后就像截木头似地倒在地上。福来一时慌了神，忙将我身子平放在地板上，解开有碍呼吸的衣服领扣和*，伸手摸了摸我的胸口，发现心脏还在跳动，才稍微放了心，于是他跪在我大腿的两侧，面向我头部，张开双手，平放在我两侧*下面，用力向前方下压，然后放松，如此反复进行了几次，我似觉胸口不再疼痛了，但喉管里有一团粘糊糊的东西塞着，透不过气来。他便两手支着地板，轻轻地伏在我身上，*贴着*，使劲将我里面的浓痰吸出来，我粗粗吁了一口气，艰难地睁开双眼，看了一下面前的男人。他复蹲下为我扣好钮扣，系好*，扶我坐起来，我仍觉头重脚轻，全身瘫软，他旋急朝门外喊道：“警卫员！警卫员！”小伙子上气不接下气跑过来：“报告部长，有何吩咐？”他指了我一下，手一挥：“赶紧送区卫生院！”
区卫生院离这里不远，很快就到了。这时已是深夜，警卫员找来值班医生，为我作了过细检查。查明为中暑和重感冒，需要隔离，将我安排在单人病房，护士立刻为我打点滴，福来在一旁守着，到了下半夜他才心事重重地离开。离开之前，他叫警卫员交了住院费，并很领导地对护士手一挥：“跟你们领导说，好生关照病人，病好之后还让她在这儿静养一段时间。”护士连忙点头。福来深情地瞄了我一眼，眼里有泪漾着，走了。
我躺在病床上，侧过头，看着福来走远。我这样的身份的人住这么高级病房，让我尴尬。但这里从院长到医生护士都知道我是带警卫的首长亲自送来的病号，自然不同寻常，绝对不能等闲视之。医生不时为我测体温，量血压，语气很温和，很平易近人，连德高望重的老院长也亲自坐在床沿为我号脉，都让我感动。从牛棚到医院，仿佛从地狱到了天堂。
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我的病一天天好起来。没有了无休止的批斗，没有了凶神恶煞般的谩骂，不写那烦人的“罪已治”。几天下来，身体胖了一些，人也变得白白净净的。但脑子里始终没有闲着，众所周知的原因，不可能闲着。我的问题何时才能结案？案情究竟多大？会不会像方老师那样的下场——往县上监狱送？我愕然，不知所措。
她干妈是天黑时分敲门的。响声不大，那一刻我才意识到，我是一直在盼着敲门声的。她的到来，我既高兴又感动，高兴的是有人陪伴我聊天，拉家常，感动的是，她大把年纪了，还摸黑跑来看我，给我孤独的心，以温暖和慰籍。屋子里很闷热，我推开窗户，夜风徐徐吹进来。她详细询问了我病情之后，叹了一口气，欲言又止。我立即意识到她有难言之隐，不好说出来。我忐忑不安地说：“我俩是亲家，是患难姐妹，情同手足，再大的事你也不能瞒我，快说吧。”
她情急之下将我一双儿女的近况说了：“我真不放心那一双孩子，前几天，我去了你家。老良死时欠了债，立立托人把房子卖了，剩下的钱，兄妹各分了一半。立立入赘张家，做了上门女婿，我特地跑到张家，见到了他，小俩口相处不错，我把你目前的处境讲给他听，叫他来看看你，他却说，他不见，要与你划清界线……”
“房子卖了，那陶陶住哪里？你知道吗？”我听了一愣，连忙问。
“当时我责备了立立几句，赌气往回走。一想不行，还没打听到陶陶的下落呢，于是打转身向立立打听陶陶的下落。立立说可能在上庄一个姓漆的男同学家里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跑了十几里路，找到上庄村，郭家大娘告诉我，陶陶和他儿子是高中同学，同一班读书，同台演过戏，关系很好，两人都有那个意思，陶陶来她家差不多三个月了，陶陶说她没爹没娘，怪可怜的，家里人都蛮疼她。我忙说，陶陶现在在哪，我有要紧事找她。郭家大娘说昨天她俩口子去了湖北通城姨妈家，一时回不来。唉，这孩子太不懂事了。”她摇摇头看了看窗外，小声说：“还有……”又半咽半吐起来，我打了一个寒噤。
我顺着他的目光看了一下窗外，有人影在黑暗中徘徊，像在暗里监视。我便关掉大灯，又把台灯从床头柜上放到地上，这样，两人就一明一暗地坐在屋子里，就跟一对地下党接头人似的小声地说话。
她忧郁地说：“我不得不如实告诉你。今天中午，区里一位造反派头头和木树小学芳芳老师，在我家隔壁的小饭店里吃饭，两人有说有笑的，很像一对夫妻。女的说，她这晌搞外调，到了南方S城，找到你原先开饭店时出售房子的买主，从他那里拿到你留下的日记，上面全记着变天账，还说你出身大官僚家庭，社会关系复杂。男的说，你取来的材料一到县里，公安局就批下来了，明天上午，我们就将王羽新送往县监狱。她一判刑公立指标就归你了。这女人太顽固不化，我们已安排好了，临走前给她递个阴阳头，搞成男不男女不女的，让她站在敝蓬车上示众，*后再送走。男的说罢，凑到女的跟前狠狠啄了女的一口……”
“递阴阳头！”我手中的茶杯当啷一声掉到了地上。她见我脸色发青，全身哆嗦，忙问：“妹子你怎么啦？是不是病又发了？”我咬住*没回答。她立马把我搂到床上，当她准备去叫医生时，被我制止。她“唉！”了一声，说：“碰巧我大儿子这几天去了外地，连打商量的人也没有，怎么办？”我倒吸一口冷气，擦着额头的汗，身体像具僵尸横李于床上，两眼死死地盯着屋顶。“你身体太虚弱了，吃点东西吧。”她把刚做好的面条递给我，我想，不能做饿死鬼，硬是把一大碗面一点不剩吞到肚里。
五更时分。是死是活我豁出去了。掏出小圆镜和木梳子，对着灯光，将头发梳理一番，猫着身子溜出门，翻过围墙，摸索着来到小河边。这几天下了暴雨，河水猛涨，连石桥也被淹没了，黄汤翻滚，可以看见东方山峦有贼溜溜的微光，小河四周静得像坟墓。我朝北往木树大队方向看了看，又朝南方S城的方向看了看，然后把鞋脱下放在岸边，纵身跳入河中，使出吃奶的气力才游到对岸，我精疲力尽，摊倒在河堤边的杂草丛中。
天麻麻亮的时候我醒了，是被吉普艰难爬坡的沉重喘气声弄醒的。我不是倒在堤边吗？怎么呆在车里？简直太不可思议了。难道在做梦？我掐了掐大腿，肌肉微微生疼，证明有知觉，人蛮清醒。睁眼一看，福来一手握着方向盘，一手拉住我的手，轻轻*，他转过头傻愣愣地对着我瞅。我赌气把手一甩，从他温热的大手掌中挣脱出来，歇斯底里喊道：“你为什么将我弄到车上来？”他微微一笑，我越发生气了：“你是观音，发善心是不是，若不是你当初背信弃义，我今日怎落得如此下场？停车！快停车！”去拉车门时，哪知车身猛地一颠，因惯性作用，我身子往后一歪，倒在他身上，吉普骤然停住。他将我搂住，抱入怀中，眼里有些湿润，腾出右手*我，然后勾下头贴在我冰凉的脸上。我挣扎着，但越是挣扎，他搂得越紧，这样僵持了五分钟，我情绪才渐渐平静下来。
车子重新启动，像脱缰的野马向城里飞奔。太阳好像一刻也不曾歇过，一大清早就在那只狰狞的独眼里向外喷射着灼人的光，加上令人窒息的汽车尾气，整个车箱仿佛就像一个刚刚的饭甑，热得烫人。我下意识解开上衣钮扣，不对呀，这是圆形塑料扣。低头一看自己身上竟穿着男式黄军装。我很快明白是什么回事了，是福来为我换上的。我摸摸头发，头发早被烘干，被窗外吹来的风卷起，飘拂。福来把军用水壶递给，我咕噜咕噜喝了几口，然后从他手里接过包子大口嚼着，目光落在他白上衣和淡黄色裤子上，上面有黄泥印，显然是他救我时留下的。在强烈阳光的照射下，他通红的脖颈看上去就像一截大香肠，而且喉结处还有两条被杂草挂破的伤痕。不由得使我想起当年上山采药遭坏人强暴时被他及时搭救的情景，我的心颤粟了。“你为什么还要救我？”我重复问他。
他说：“为了你，也为了我的良心。”但我已透过他的神情看出他心中的激动，他握方向盘的手有些颤抖。我说：“将我直接送监狱吧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他有点生气了。
“因为怕连累你。”
“这是什么话，你把我看作什么人？”
“你是革命领导干部，我呢，现行反革命，蹲号子的人，你救了我，还把我偷偷送走，党纪国法不容，到时会丢乌钞帽甚至追究刑事责任的，想起来我都后怕，这是真心话。”
“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我只能这样做。好汉做事好汉当。天大的责任我一个人担着，只要你能逃出此劫，我即使付出生命，也心甘情愿。”我泣不成声，哭成了泪人儿似的。脑子里乱糟糟的，去哪儿藏身呢？他像看穿了我的心思，说：“你不是有个舅父在香港吗？去那里最安全。”他一句话提醒了我，说：“舅父早移居澳门了，我与他多年失去联系，即使去了也难找到。”“澳门虽比香港远一点，但偷渡要方便些，再者，澳门属葡萄牙管辖，与香港一样安全。我有个姓赵的战友在与澳门相连的珠海海关工作，我写封信给他，请他想方设法送你过去，澳门一巴掌大，只要能过去，不怕找不到你舅父。”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这倒是个办法，也只能这样了。”
湘北火车站不大，乘车的人很少，而且都挺陌生。福来拿一顶草帽戴在头上，把帽沿拉得低低的，旋急打开车门，压低声音对我说：“你呆着别动，我很快就来。”
他直奔售票厅，我怔怔地望着他急匆匆的背影，这么热的天气，还戴着草帽，跑得这么快，十多级台阶，竟然三两步就跨过去了。刹那间，他木桩似的立在售票窗前，随队伍往前移动，始终埋着头。他，一个堂堂的七品官，排队买票，恐怕是头一回吧。眼前的一切，忽然使我涌出几许感激和悲伤来。说不清为什么，我此去竟对他牵肠挂肚起来。十几分钟后，他拎着一个大包来了，立即上车，关紧车门。他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被汗水浸湿的火车票：“直达广州的，上午九点半开。离开车还差25分。”接着指了指鼓鼓囊囊的包说：“里面有一身新衣和食品饮料，底下还有我写给战友的信以及一点路费。”
他想得如此缜密，安排得如此周到，我不禁泪水肆流，见他瞪大眼睛望着我，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连忙扯起袖子擦干脸上的泪痕，强作镇静地站起来，打算换身上的衣服，他笑了笑说：“不要换了，穿着它，人家不会小看你，还以为你是正儿八经的军人或军人家属呢。”这话挺有道理，当下唯有部队上的人出去最吃香，兴许对于我的旅途带来方便。
“往广州方向去的列车快要进站了！”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发出尖厉的怪叫声，我心乱如麻，哎，是吉是凶是福是祸只有天知道，但仅仅几秒钟，我已经调整过来，脸上挂着笑，上前抱住福来，福来和我喂嘴，看到他一脸“我多么想你，希望你平安到达目的地”的表情，我觉得说什么也是多余。周围的一切好像不存在了，使我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定力，把一切都凝固了，收入了我俩的心底。
火车开动了，越走越远。终于福来被移动的建筑物挡住了。瓦蓝的天空渐渐变暗。车一站一站地停，旅客越聚越多，连过道上都站满了，热得我好难受，下意识地拿手绢擦汗，可几个口袋都没有，也许遗落在车上，也许被福来拿走了，这是他孩童时一贯的“恶作剧”。想到先前的福来，我感到“逗”，想到后来的福来，我心里就气，想到现在的福来，我心里就充满了惦念，最后连我自己都禁不住暗笑：一个负“罪”外逃的人，竟然有这样丰富的情感，这样奇特的爱恨情仇。身旁一个胖乎乎的小女孩，从她娘手中抢过蒲扇塞给我，说：“解放军阿姨，你扇吧。”她娘立刻为她纠正：“应该叫解放军大婶才对。”女孩很快改口脆生生叫了声“解放军大婶。”弄得我满脸泛红，心想，好在衣上没有领章，假若被乘警发现，我这个“冒牌货”，真不晓得该如何处置呢，然而又不好声明自己是“假冒”，这样做会刺伤孩子的童心。我平静地笑着问孩子：“你为什么要把扇子让给我呀？”孩子说：“我们老师说，解放军是最可爱的人。”我把孩子抱在怀里，亲了又亲，称赞她乖，她乐得不得了。我挥着蒲扇，彼此享受着清凉，慢慢地她沉沉睡去，我也累了，上下眼皮如抹了万能胶，一个劲地往一处粘。哎，是死是活随它去罢。遂两眼一闭，睡了。
一觉醒来，已是灯火阑珊。广州车站到了。我斜倚在座位靠背上，愣怔了几秒钟，才明白自己身在何方，一旦确认了自己的位置，我慌慌张张拎着包下车，随人流出站，打听往珠海的车次后，旋急买好车票，然后躲进车站女厕，放完包袱，洗了把脸，草草啃下两个面包，爬上长途汽车，又足足过了把“睡瘾”。经过十个小时的行程，翌日，当我醒来时，已是亮堂堂满世界一片光明，太阳已升到了珠海车站楼顶上了。心里顿觉轻松起来，因为我知道，人到此地——天涯海角，等于逃离了虎口狼穴，隔栖身之所只一步之遥了。
当时的珠海是个名不经传的边陲小镇，依山傍海，渔民们在这儿繁衍生息。两三条小街，卧在海边的山底下。没费多大功夫，我便找到了海关办公楼，一阵窃喜。但一打听，福来的战友赵同志因公外出，过两天才回来，我只好就近找家小旅社住下。一摸兜里的钱不多了，充其量只能混一两天，带来的食品也一扫而光，饥饿、疲劳一阵阵袭来，一遍又一遍告诫自己：挺住！挺住！当晚，硬是没吃东西，靠一壶白开水撑肚皮。第二天早上，钻入一家不起眼的小吃店，要了一碗粥一个玉米吃了，回到旅社，我躺在床上等待刚刚吃下的食物在胃里安顿下来。心想，再去碰碰运气，说不定赵同志提前回来。我换上一身新衣，走出门，像昨天那样，在办公楼前小径上倘佯起来，因为还没到上班时间。晨风从东南方向的天空上斜插过来，一下一下不规则地吹拂着我。我的深蓝色白碎花短袖衫下摆和袖口随着风的走向颤粟着。到点了，三三两两穿蓝制服的工作人员，骑着自行车而来，我拦住一位看上去善良朴实的中年男子问道：“同志，你知道赵宜生同志今天上不上班？”中年男子一愣，他边放单车边拿眼在我脸上定格了半分钟，然后说：“我就是。”“太好了，终于找到你了。”我立马把福来的信递给他，他前后看了两遍，抬起头，冲我哈哈笑道：“欢迎欢迎。”他把我领到副关长办公室，让坐，倒茶，寒喧一阵之后说；“我和福来是拜把子兄弟，一同上军校，一同上战场，后来转业才天各一方，近两年失去联系，我很惦念他。你的事，我当然要尽力，但眼下这边搞运动，对越境抓得极紧。”“到了这儿，全靠你帮忙。”我皱起眉头显出很痛苦的样子说。“别急，容我慢慢想办法。”他双手插入裤兜，对着窗外光线充足的地方看了一阵，我尾随他的目光望去，偶尔有满戴货物的卡车从窗下驶过，直奔对面检查站。他立即转身对我说：“出关的办法倒有一个，只是要委屈你。”欲言又止。我迅速地瞟了一眼站在对面审视我的赵副关长，道：“你只管说，再大的委屈我也能扛。”他凑近我，附在我耳边说了一通。兴许是个契机，我微微点头。他先是两只手掌交错着拍了几下，又向窗户走了三四步，然后笑着说：“我出差提前回来，有急事须立即去办，恕未能好好招待你，日后有机会，一定补上。明天这时候，我去你住的地方……”
“好，一言为定。”我与他握了握手，对他升起一丝敬意。
真是度日如年。好容易挨到翌日上午10点，一辆加长的大卡车在小旅社前马路上停住。卡车上面的铁箱跟货运火车车箱形状相似，只是短一些而已，是专门用来装运出口猪的，在边境地区司空见惯。车箱里装了上百只活大猪，猪们嗷嗷地叫着，散发出难闻的膻臭味。
赵宜生驾着三轮摩托，挺威风地来了，与探出窗外的司机嘀咕几句，往驾驶室里甩了几包纸烟，司机立即下来，打开车箱上的一扇小门。赵宜生对我喊：“上！”
鬼赶七月半似的，我立马往上面爬，爬了几次爬不上，情急之下，赵宜生托起我的屁股才塞进去，好在换上老板娘那身黑不溜秋的脏衣服，不然可糟了，我缩在车箱一角，与猪们为伍，脸上早没了委屈的神色。车开动了，风驰电掣般向海关驶去。一袋烟功夫，顺利通过拱北海关。车继续前行，顷刻，被澳门海关身着黑制服的警察拦住，两个家伙*着葡萄牙语，与司机哌啦一阵。其实他俩黄皮肤黄头发，纯粹的中国人，我闹不明白中国人却说洋话。一位瘦高个从司机手里接过通关和检疫等材料，翻了翻，接着，爬上车箱，拿根竹竿赶着猪，一头一头地查看。我急了，迅速扑*子，钻到一头大猪肚皮下面，伸手轻轻在它身上*，这家伙像懂事的娃娃不燥不动了。这时，司机也爬了上来，塞了两包烟给瘦高个，讨好地说：“我不知给你们送过多少车货了，哪回出过问题？你只管放心。”两包烟，一番话，果然立竿见影，瘦高个说了声“放行！”
民生银行座落在澳门的古城区，几乎没费气力，我就找到了。然而，舅父早几年退了休，现赋闲在家。在一间宽敞的客厅里，我见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舅父母。舅父仍旧瘦精精的，但耳不聋，眼不花，记忆力不减当年，舅妈保养得挺好，比过去幸福地胖了一圈，她连忙唤小保姆拿衣服让我沐浴。沐浴之后，小保姆领我走进收拾得清净别致的卧室兼书房，说：“老爷太太让您住这儿。”太好了。俗话说，娘亲舅大。舅父母听我诉说遭遇后，深表同情。舅母拭着眼泪说：“孩子，想不到你遭遇了这么多的不幸，真是造孽呀，这儿就是你的家，安安心心住下来，只当我们添了个女儿。”我好感动，庆幸投奔了他们，继而消除了未来岁月中不安定的因素。
这天中午，舅父设宴为我洗尘，他特地把大表哥二表弟夫妇及侄儿侄女叫来陪我。一家老幼围坐在红木圆桌旁，偌大的客厅充溢着欢声笑语，浓浓的亲情感染着我。淡黄色的啤酒，匆匆注入白色的玻璃杯，发出嘶嘶声响，杯面上吹起一层白色的泡沫。“欢迎新子的到来，干一杯。”舅父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说。砰！“为庆贺表妹脱离苦海，干一杯！”大表哥笑*地说。砰！酒杯与酒杯的碰撞，心灵与心灵的交融，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，心头热乎乎的。
除陪舅父母看看电视，嗑嗑瓜子，聊聊天，或偶尔去小洋楼后面小花园散散步外，剩下的时间如老僧打坐一般闷于小楼里，慢慢地我心烦起来，这样下去怎么行？总不能靠舅父母养自己一辈子呀。想起那天在表兄供职的民生银行前面的街上闲逛时，遇到一个浓妆艳抹行迹诡秘的女子，岁数比我大，她悄悄拉住我，问我愿不愿意兑换美元，比价是十比一，我茫然地摇头。后来我问表兄，这些人用澳元换美钞，是否有得可图？表兄一笑说：“机会好一天捞个百十块不成问题，有的靠做这种生意发了财。”我何不试一试呢？第二天上午，我怀里揣着舅父表兄给我的8000元见面礼，匆匆来到市中心繁华街道上。这里一色的西方建筑，高楼林立，热闹非凡，各种肤色的人都行色匆匆，其实这里也是一个大舞台，每个人都扮演着角色，按各自的方式表演着自己的捞钱艺术。我钻进人群，把夹在腋下的皮包拿出来，里面装着法郎、日元、欧元、澳币和人民币等，按对方所需，进行交易。一天下来，竟获利98元，相当于我在内地3个月的工资，这真是天上掉下个“林妹妹”。
我的行踪引起了舅父的注意。我不得不如实告诉老人。老人一听惊愕了，说：“这事不是正人君子干的，风险大，若被警察抓住，除处以高出五倍的罚款外，情节严重的还予以拘禁。”他见我露出紧张神色，语气平和下来：“万一你觉得闲不住，找份轻松体面的事做吧。”言毕，又指了指沙发上散落的报刊：“兴许从这上面能获得一些信息。”我拿起一摞报纸翻起来，终于在当天的《澳门日报》密密麻麻的广告栏中找到两则有价值的信息，一则为一家高酒店招聘餐厅高级主管，另一则是一贵族学校招聘小学国文教师。我喜欢得不得了，真是天赐良机，正好重温旧梦，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。经过笔试面试试教等等过五关斩六将，考官对我说：“留下电话号码，过几天通知你。”
接下来就是一天天的等待，我这才知道等电话是一种什么样的刑罚。有好几次铃声响了，扑过去却是大表哥打过来向舅父母问安的，后来大表哥的不来了，又变成二表弟的。直到第三天下午，主考官来电称，你各方面都合格，等两年拿到定居证后再说，然后电话就挂断了。我这才一下醒过来。
所谓不到黄河心不死，我那颗心就是为黄河活到今天的。为了实现心中复苏的梦，在大表哥的帮助下，经过一番紧张筹备，为社会上那些望子成龙的父母们开办了一个“中小学生文化补习班”，从社会上招收几位有名望的教师。学生按小时收费，进项颇为可观。仅仅两年，补习班名声大震，受得上级教育部门青睐。第三年，我顺利成章地走进那家贵族学校。站在讲台上，面前一张张稚嫩的娃娃脸，仿佛回到往日执教的岁月，心绪难平。两年后，我荣任该校副校长，五年后，竟登上校长宝座，薪水也随之一增再增。“文化补习班”后来改为“儿童艺术学校”，校长由我兼任，由表弟媳代管。校址座落在风光秀丽的海滩，离我租住的三间民宅不远，便于我照管。舅父母是我家的常客，隔三岔五来一趟。舅妈见我生活很节俭，洗了菜的水舍不得倒掉，留着冲厕所用；看电视把屋子里的灯关掉，为了省电；出门也不打的，更不用说买私家车，宁可走路。老人不解地问：“赚了钱，不花，何苦？”我笑着回答：“过惯了清淡日子。”老人长久的叹息。
时光如白驹过隙，离开湘北一晃十多年了。那天我站在贵族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的主席台上，脑子里仿佛在推磨，眼前身着校服笑容可掬的人影模糊远逸，木树村呆在低矮阴暗校舍里的张张稚嫩的脸清淅逼真，耳边传来立立陶陶的呼唤，还有萋萋枯草掩没的丈夫孤坟以及福来的倩影，一一在脑海里涌动。这一幕幕乡情亲情无法割舍，我该为他们做点什么了……不久，在鼓乐声中“王羽新助学兴国协会”成立。协会由小到大，许多社会贤达加盟，颇具实力，资助500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和百名贫困大学生圆梦，接着向木树村捐款25万，以兴建一所希望小学。我被冠以“教育慈善家”的称号。
1988年，湘北大地还浸在三月天的梅雨中。我途经S城，作短暂停留祭拜祖坟寻访故友之后，和嫂子一起在湘北火车站下车。
站台前，拥着一群人。我刚从卧铺车厢下来，被一双大手紧紧攥住，我一惊：“福来，怎么是你？”福来摇着笑：“王会长，我以为是满脸赘肉的老先生，想不到竟是当年风姿绰约的小新子？”我瞟了他一眼，故作生气状：“还小新子，小新子早就不在人世了。好啦，不跟你贫嘴了。”我把一旁的嫂子作了介绍：“这位是我多年同生死共患难的老姐，她一直生活在S城，此行请她来协助办桩事。”福来说：“我第二故乡的贵客欢迎，欢迎。”一位中年男子连嚷带叫一把夺过我的行囊喊道：“伯母，我接你来了。”我愣了一会，还是认出他来了：“你是堂弟的大儿子，当过兵的。家里人都好吗？生活过得怎么样？与立立陶陶他们有联系吗？他们现在哪？”一口气问了这么一大堆问题，由于激动，脸都红了。大侄子一一作答，我悬着的心才落下来。
淫雨霏霏。福来转身对一旁的两个司机说：“雨越下越大，赶快把车子开过来。”不到五分钟，两辆黑色桑塔拉徐徐开进来，我和嫂子与福来同坐一辆，堂侄和三名县乡干部坐另一辆，直奔县委招待所。司机侧过头卑谦地请示：“县长，先进餐厅还是先往客房？”福来一看表：“快6点了，去餐厅吧。”这回他没习惯地挥手。
一幢三层小楼迎面而立。福来把我们领上二楼“洞庭春”厅。几个着深色西装的男子趋步前迎，把手臂和笑声同时送到我面前。福来介绍说：“这位是县委书记周文同志，那位是分党群和外事工作的吴名副书记，还有教育局贾副局长等。”一大堆官儿一大摞帽子，我哪能都记住，但最后一位叫什么林局长的，与他四目对接，我的笑容就在瞬间凝固了，心陡地一沉，一股凉气直冲脑门：*时批我斗我恨不得将我置于死地的就是——他！他似乎认出了我，走到我跟前，脸上挂着标准的职业微笑：“您好！欢迎！”吴副书记介绍说：“林副局长，科班出身，有能耐，有闯劲。”我的脸有些走形，面部毛细血管开始膨胀，心中一阵恼恨。天底下竟有这么龌龊的巧合，堂堂正人君子竟然要同如此卑劣的小人同桌吃饭。姓林的家伙却气韵如常，很风度地朝我颔首：“王会长爱国爱乡之情难能可贵。”
福来注意到我的异样变化，忙问，王会长是否不舒服？
我笑道：“怎么会？同大人物见面，受到国宾规格接待，心情好得很！”说罢率先入席。
福来注意到我未同姓林的家伙握手。他的心真细。周书记似乎没看出端倪，接口说那倒不够，但是隆重接待的心意是有的。言毕，他举起高脚杯直起身来，朗声说：“我代表湘北县70万乡亲热忱欢迎王会长的光临。对她为山区教育所作的巨大贡献，表示诚挚的感谢！”镁光灯闪烁，记下这非同寻常的场面。他与我碰了碰，喊声“干”！一呼百应，红色液体齐刷刷落入肚里。接下来吴副书记、林副局长等人轮番向我敬酒，好在我早有防备，每回只端起酒杯抿一点点，不然趴在酒桌上了。姓林的敬酒时，不由自主地伸手整整自己的领口，然后替我掸去肩胛上的一丝灰尘，这巴结相真令我作呕。我身边的福来见状，习以为常地坐在那里，瞧瞧手指甲，又把关节啪地捏了个脆响。“你多吃点菜，你……”他语调里充满了关爱，复又侧脸对嫂子说：“多吃点。”嫂子窘迫地把头埋在碗里。
碰杯声响了小半夜，不久便也宁静了。我和嫂子说着话走进客房，福来随后赶来，我一眼便发现他神采奕奕，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，滔滔不绝地向嫂子问这问那：“改革开放这么多年，S城的变化大不大？向晓宇她们的日子过得好不好？羽新一谈起你就感慨地说你是个难得的好人！”嫂子一笑，说：“好什么好，是王老师看得起我。S城这些年多少有些变化，改宽了两条马路，拆迁重建了一条新街，在王老师家的小楼旁建起了一栋二十几层的金融大厦……”她顿了顿说：“晓宇和我接手王老师的饭店火了几年，*一来，关了门。后来我改行办绣花厂，儿子当厂长我做帮手，挣了点小钱。”
福来不停地点头，眯起眼睛又向我发问：“晓宇的近况怎么样？你这次见到她吗？”亲切与柔情重回到他脸上。我重重地叹口气：“好人没好命，时乖命不乖。她从第一次恋爱失败后，发誓不结婚，几年后经不起父母威逼，与比大10岁的本单位职工成了家，没过几天舒心的日子，男人酗酒暴死街头，她悲痛欲绝，成天以泪洗面，把一只眼睛哭瞎了。”福来着急地问：“她父亲是名医，怎不给她医治呢？”我说：“那时高先生已命赴黄泉。如今晓宇靠一点退休工资打发光阴。这次，我给了她一些钱，作为养老。她很感激康结过苦日子时的资助，她说要不是康结的粮票，早饿死了。”提起康结，我百感交集，既心存感激，她和她爸为我谋了一份职业，但又有些嫉恨，是她夺走了福来。不过据晓宇说，这也是阴差阳错，同在敌后的西安，他俩作为同学老乡亲密往来，是无可厚非的事，后来福来在与我失去联系的情况下，这对孤男孤女结合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想到这，我心平气和了，关切地问福来：“康结，还好吗？你家离这儿远不远？我去看她。”
看得出福来一肚子的懊丧却又不好表露出来。他屁股埋在沙发里，愣了老半天才说：“她不知是书读多了迁，还是脑子有毛病，结婚几十年了，她总觉不顺心，老说我心里装着另一个女人，唯独没有她。我转业到地方时，她执意要去S城老家，我呢家乡观念重一点，分到了湖南，两年后我把她调到省城。*中我主动请缨来这里工作，她满肚子牢骚，指责我为了寻找那女人……大路朝天，各人一边，如今她呆在省城伴女儿过。唉，我一个人倒也清静。”
我听到这里如闻晴天霹雷一下子蔫了，心里像塞坨麻线扯不清场，对康结和福来的行为不能用正常思维来分析。好一阵，我嗔怪他道：“何必呢，都年过半百的人了，因一点小疙瘩闹成这样。问题在你，一个大男人，县太爷，几十万黎民百姓的事都能管好，难道连一个小家的事都理不顺？假若领导或同事部下知道了，会怎么看你？”福来没吱声，陷于尴尬。
一时，我又心疼起他来，于是转移话题：“那次离开内地，若不是你和赵关长，我哪有今天，险些连小命都搭上了。赵关长这人真好，他冒着风险将我送过去后，又过去看过我，还跟我做过一两单生意。”福来眼里、脸上立时溢出兴奋光彩，他跟我迅速交流一下目光，说：“老赵和我是铁哥们，若对你有二心，我敲碎他的背脊骨。”我瞅瞅福来，示意他过来，拿出一块瑞土梅花表和一套衣服递给他，他再三推让，我生气地说：“关键时刻你几次救我，这些小东西还过份吗？本想给点外币，一则你为官清廉，可能不会收，二则你们吃公家饭的人，不缺钱花。这仅仅是我一点心意。”福来一时找不出合适的话，怔了一下，正在调动库存。
嫂子说：“你们谈吧，我休息去了。”福来才回过神，“啊”了一声也起身向我告辞。
已是上午*点钟了，红红的太阳懒懒洋洋地照着古楼。福来今天的心情不错，特意刮了胡子，穿了我给他买的价值不菲的藏青色夹克，亲自抱着相机，时而跳上阶基，时而俯视洞庭，拍下我与嫂子的倩影。行至游人稀少的团湖，嫂子抢过相机，猛地对准我和福来，按下了快门，我脸上有些红，勾下头，不敢正视嫂子。当太阳离地平线一竿子高的时候，福来余兴未尽不顾车舟劳顿，硬要领我们去五里街品尝富有地方特色的风味小吃。嫂子说她转晕了，只想卧床休息，无奈，福来只好招呼司机送她回招待所。福来知道嫂子有意回避，便朝我一笑，心想，这倒正中下怀。我俩一前一后故意拉开距离，进了一家较为隐蔽的餐馆。见鬼，哪是地方小吃，满桌的美味佳肴：桂花肉、贵妃鸡、双双蛋、红烧河鳗、清炒虾仁等等，令我咋舌：“只两个人吃，这不是浪费吗？”福来立马解释：“原本想请嫂子和你堂侄他们一起来的，这是自己掏腰包，权当设家宴款待你们，可溜的溜走，回的回了家。”我说：“自己人何必客气，再说我不是来搞吃的。”福来朝服务小姐作个手势，顷刻，“祝你生日快乐”的旋律响起，接着，服侍生送上一个精美蛋糕摆在桌子中央。
我不由一惊：“今天是谁的生日？你？”他神秘地挤了挤眼睛：“鸽，真是贵人多忘事，今天，3月13日，是你55岁的生日呀。”
我眼里泪光闪闪：“我自己都忘了，你怎么还记得？”
福来道：“从我年轻时记的日记里翻出来的，你看——曾有三次，我们这些狂热追求者在小饭馆或*坪里请客为你做过生日的。”我接过尘封泛黄的小本本却没看，这是他的**。但我深信不疑，叹口气，说：“不瞒你说，自出校门后，长年累月为生计奔波，一天到晚忙得晕头转向，荒年暴月连茴丝饭都吃不上，哪顾得上过生日，即使在澳这些年环境好了，手头宽裕了，却孤身一人，形单影吊，也没了当年那份燃烧的激情。”一边喝着酒，一边回忆往事，禁不住落泪，难道女人天生是爱哭的料。福来递张餐巾纸给我之后，安慰我说，今天你该高兴才是，正因为如此，我才安排来这儿，一是作个补偿，二是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……
我扑哧笑了，鼓励他说下去。他却把*送给我，我故意把脸侧过去，他急了，扶住我的双肩，我现在就想为你……做点什么！
我脸颊罩上*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，轻轻拂掉福来微微发颤的双手：“送我回房间去吧……”
城里呆了几天之后，一支由警车开路，5辆小轿车面包车组成的车队，惊叫着往日月乡驶去。我们一行在乡政府吃过午饭之后，直奔木树村。福来大堂侄和我同坐一辆车，跟在警车屁股后面。大堂侄指着脚下平展的公路说：“伯母，你的到来惊动得县里乡里轰动了一番。”他立时激动起来谈起了修路的事。两月前县里派人到乡里督促修路，乡里特别将修路任务落到了木树村的身上。路并不长，三公里样子。开头村里认为上面拨款太少不愿意投工。大堂侄几次出面做村干部工作，一讲外商无偿资助兴建村小学，路不修好，到时剪彩进不来。二讲路修好了，不仅村里人进出方便，而且好跑运输，把本地经济搞活。古人说修桥补路添福添寿，这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好事。最后，他还表态，路修好了，乡里从上交提留款中拨一万给村里。经乡长一番开导和表态支持，村干部们才转了弯子。4天前，路刚刚扫尾，当大堂侄知道捐款建校的王会长是我，便风风火火跑回乡里，与书记一商量，动员木树村民夜以继日，猛干3天，把老良的坟茔修好，还在坟前立了一块高大的墓碑，请附中语文老师写了碑文。
我插话：“你们这样兴师动众，恐怕不合适吧，何况内地阶级斗争抓得咯么紧，别忘了你伯伯生前是老牌反革命呢。”
大堂侄表情严肃：“细伯（即伯母）阶级斗争理论早过时了，现在全国上下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，搞改革开放。伯伯80年就平了反，其实他过去也为我们老屋场办过许多实事，老百姓是怀念他尊敬他的。若不信，你看看碑文，上面写得清清楚楚。”
说话间，车队*木树村，公路上的人陡然多起来。小学生和乡村干部从“也是铺”一直排到学校门口。小学生拿的拿纸扎的花，举的举小旗，敲锣打鼓，一看就知道是大堂侄的杰作。几个老师吹着口哨扬着手臂领孩子们喊：“欢迎欢迎！热烈欢迎！”车子从夹道欢迎的人群中穿过。然后我在各级领导的簇拥下，下车步行，带着笑容向一张张既熟悉而又陌生的笑脸挥手致意。然后我在新建的木树村希望小学教学大楼前打住，剃平头的村支书急忙走过末，向我伸出手，握着笑：“王老师辛苦了，要不是您，孩子们哪有这样好的地方读书。”言毕，他详细介绍了筹建过程和大楼规模：“为节省开支，发动村民义务投工，经过三个月打拼，全乡第一所由外商投资的希望小学落成，建筑面积1500平米，5间教室、3办间办公室、一间图书室和10间教师住房。”我们一边登楼一边谈，眼前的镁光灯一闪一闪的，着实让我风光了一番。爬上三楼一看，远处村落如火柴盒一般摆在那里。
几十分钟后，落成典礼开始，鞭爆齐呜，锣鼓震天价响。几个少先队员向我们献花，接着是县委吴副书记、乡书记分别致词。轮到我讲了，因一时激动，向来以能言善辩见长的我，竟想不出适当的言语来表达心声，只说：“木树是我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，是我奋斗过的地方，这里有我的亲人，有爱我关心过我的家长和乡亲。为报答他们的恩情，关心下一代的成长，我尽了一点绵薄之力……”
掌声、欢呼声响起，我泪花闪闪。最后，我与福来大堂侄剪彩，掌声、欢呼声又一次响起。
下午3时许车队离去，只留下福来的车和秘书，秘书就是他当年的司机，当然还有堂侄。我被领到修葺一新的老良坟前。
“妈，妈！”两对男女几乎同声呼叫。我很快认出他（她）们了，泪水模糊了双眼。立立激动地将他妻子和一双十来岁的儿女拉到我跟前：“妈，这是您媳妇秋珍，这是您孙子孙女，孩子快叫奶奶。”孙子孙女甜甜地叫了一声。末了，陶陶也自报家门，她的丈夫建清原是我的学生，夫妻俩生有一对胖乎乎的小男孩。子孙们出落得如此招人喜爱，我格外高兴。
我领全家三代9口人绕坟一周，肃然无语。只听得脚踏青草泥土的簌簌声。我在坟前肃立，老泪纵横，悲声说道：“老良，值此清明，我赶来祭奠你。今天你海内外亲人齐聚集在这儿，你该含笑九泉。”言毕，老老少少磕头，立立陶陶兄妹就取出早就备下的冥钱点燃，并流着泪忏悔道：“爸，儿女对不起你，更对不起妈。”说完，又向我磕头谢罪。我伤感地把他俩拉起来，对立立说：“我死后，你将我和你老爸葬在一起。”
从墓地出来，顺一条浓萌遮蔽的曲径逶迤前行。立立陶陶边走边向我叙说了他们各自的家庭景况，听得出他们的日子过得还不错，我就放心了。不一会，到了老屋，老屋面貌依旧，唯一有变化的是用上了电灯。男男女女围了上来，比当年第一次回乡时，热闹多了。阿呆主席就那样斜倚在大门墩上半睁半闭着眼睛，见了我脸上露出一丝笑：“回来了就好。”我塞几张“老人头”给他。
晚饭婉谢了村里的宴请，留村组干部们一起在堂弟家里吃，足足围了四桌。席间，大堂侄聊着聊着聊到木树村经济发展上，他的意思想我再投资办家村企业，然而缺资金。我笑着说：“这儿离康平公路近运输方便，村里妇女劳力多，且有湘绣技术，我早谋划好了，出资15万办湘绣厂，特从S城请来嫂子作技术指导。产品由我包销，利润我分文不取，用作失学儿童的学费和上大学学生的奖学金，如何？”大堂侄和村组干部连声叫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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