爹不希望子承父业，希望我有个离开家门的机会。他常说：“会飞的鸟，就不能把它拦在笼子里，该走的时候就让它走，该飞的时候就让它飞。”
当孩子蹒跚学步时，年长的老人拿菜刀从孩子的两腿间划一下，叫割断绊脚线，这样孩子就会顺利地迈步。我在家时曾多次见过这种仪式。
刚学步的孩子摇摇晃晃，迈第一步十分困难，往往是迈出的脚还未落地，身子便往后晃，一下子坐到地上。割绊脚线时，孩子又不能让人扶，拿菜刀的老人必须手疾眼快，在孩子抬起一只脚的一霎那，将菜刀伸进孩子的*地上，迅速地向后一划，孩子即便倒了，也不会坐到刀背上。村里人都信任我娘，四邻八舍的孩子学步时，都让她来割绊脚线。娘说，这辈子经她的手割断绊脚线的孩子，也说不清有多少个。
据说，娘在为我割绊脚线时，特意借了把大菜刀，这样割得重，我会走得利索，将来还会走得远。
在我的兄弟姊妹中，我上的学最多，也走得最远。上五年级时，我就离开村子，到5里以外的南崮山小学上学。中学走得更远，在淄博二中，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。也许因为我大哥患痴呆病，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又在6岁时患病死去，爹娘便把读书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。大姐只读过两年书，便下地干活了。当时二姐也和我在同一中学上学，回家拿饭时，娘都是偷偷塞给两个熟鸡蛋，让我带到学校，而二姐只能从家里带点咸菜。时间长了，二姐也知道这事，但山里的孩子懂事早，尤其是女孩，很早就知道疼爱弟弟妹妹。她理解爹娘的心思，时时处处关心我。学校每星期六下午大扫除，专供老师买饭的小伙房总是抽几个女生帮忙劳动。二姐每次去，干完活后都要掏一毛钱买上两个像饺子一般大的包子，包在手绢里，到我的教室门前把我叫出来，把包子塞到我手里。
“*”中上中学，没学到多少东西，我和二姐都回家了。我跟爹学木匠。爹是我家祖传第三代木匠，我从12岁便在放学后跟他拉锯。但爹不希望子承父业，希望我有个离开家门的机会。他常说：“会飞的鸟，就不能把它拦在笼子里，该走的时候就让它走，该飞的时候就让它飞。”
终于，我有了一个读师范院校的机会，还可转户口，爹娘欢喜得不得了，整日为我准备行装。入学前一天，我去20里外的公社送政审表。办完手续天已擦黑，我在小摊上买了两个馒头，三毛钱炸肉，边吃边往家跑。到家已近晚上9点，爹娘还在等我吃晚饭呢。当听说我吃了三毛钱炸肉时，爹嘴里嘟囔了一句：
“三毛钱呐，你也舍得！”
一向寡言少语的娘搭腔了：“你不是常说是鸟就让它飞吗？孩子就要出去读书了，咋还舍不得？还要像你一辈子在家吃煎饼就咸菜？”
爹笑了，连声说：“也是，也是。”
师范毕业，我被分配到离家60里的一所山区中学教学。我要上班了，爹娘盘算着给我准备行头，几天里，他们总在商量，有时晚上商量到很晚才熄灯。
从小依赖家里惯了，应该准备什么我心中一点数也没有。上班前一天，我去找同学玩，回家后，爹娘把我叫到屋里说看几样东西。进屋一看，地上放着一辆锃亮闪光的自行车，青岛产的“大金鹿”。
爹说：“你开始工作了，路这么远，来回坐车不方便，俺和*商量，给你买了这辆自行车。买这辆车不容易，是俺给河南密县烟酒糖茶公司的你二叔打信，托他讨还了车子票，买好后，用火车托运回来的。给，还买了块手表，这是上海牌的，听说不错，这表还是托在博兴当兵的你四哥给买的。”
说这话时，爹的神情充满了得意与兴奋。
这时，娘从里屋抱出来两个包袱，打开一看，是一件棉半大衣，和一床家织蓝印花布被面的棉被。
娘说：“走了几个亲戚门才讨还了几斤棉花票，给棉了这床新棉被，咱家那几床被子都是盖了几十年的老棉花套了，盖着沉，又不暖和，这些棉花新，又柔软又暖和。本想给你换个新洋布的花被面，家里没钱了，你先盖着吧，过两年再换。这件半大衣，是让你二姐进城给你买的。你工作在大山里，冬天冷，白天穿着暖身子，晚上还可以压压脚。”
娘说完，两眼紧盯着我的脸，像是要从儿子的脸上看出他们做的这几件事是不是成功。
我*着这几样行头，激动得不知说啥好。
这都是我眼热了几年的东西啊！记得邻居二叔去非洲修坦赞铁路，回国后买了一辆飞鸽牌小飞轮自行车，这是村里的第一辆。我曾想，啥时我也能够骑上一辆自行车，哪怕是大飞轮的“大金鹿”呢；对于手表我早就想要了，只是觉得家里穷买不起，就不难为爹娘了。我上师范的那个班里84人，50多个女同学里面，只有5人买了手表。30多个男同学里面，就一个买了手表。这个男同学白天总把带表的那只手腕的袖子高高挽起，让人老远一看，就知道他戴着手表。晚上，躺在被窝里，他总是抬着手腕，凑在近视眼跟前，看了又看。拍毕业照时，他也有意站在最左边的位置上，露出戴着闪光锃亮手表的手腕。每当看见他的手表时，我心想，啥时我也把袖子挽得高高的，手腕上也有一块锃亮的手表呀。
如今，这两样最想要的东西，爹娘都给置办齐了，还买了这件半大衣。我一算，这三件“行头”得花不少钱呀。便问爹娘：
“家里这么紧，咋能拿出这么多钱来呢？”
娘说：“你爹卖了一副上等寿材（打寿棺用的木料），换了400块钱。100块钱买了粮食，125块钱买了这辆车子，125块钱买了这块手表，50块钱买了这个半大衣，剩了5块钱，你买点塑料带子，缠缠自行车车梁吧，俺看着人家那车子上都缠得红红绿绿的。”
爹卖的这副上好的寿材是他当了一辈子木匠，特意选中留给自己和娘用的。我知道爹娘这辈老人特别看重后事，为了儿子他竟舍得卖了。
“这副寿材不是你们百年之后用吗？咋卖了呢？”我问爹。
“都是先顾活着的事，哪有先顾死后的事？死后的事有条件就办得好一点，没条件就办得差一点嘛。死了死了，死了什么都了结了，我看好赖都一个样。”
爹的一番话，说得我的眼泪都快流下来了。最后，爹又嘱咐我：
“工作了，就是大人了，我和*就给你准备这一次行头了，以后俺就不管了，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吧！”
我带着爹娘给置办的三件行头上班了。
听二姐说，我离家后的当天晚上，爹娘大半宿没睡觉，他们又在商量生活大事。
爹说：“儿子刚参加工作，每月工资只有25元5角，年轻人在外花销大，剩不了几个钱，我还得出去挣两个，贴补一下生活，俗话说，‘娘有爷有不跟自己有，自己有不跟腰里有啊’。再说，也要考虑儿子的婚事了，光靠他那一点钱是不行的，咱还得给他托底呀。”
娘说：“你这么大年纪了，按理说是不应该出去了，可不出去有啥法子啊！你出去后，千万别惦着家里，俺在家好赖都能过，汤汤水水地填饱肚皮就行。你在外卖力气，可得吃好，俺知道你这也舍不得吃，那也舍不得喝，伤了身子咱那儿子也不放心啊！”
爹说：“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在家看着咱那傻儿子，每月我给你捎两个钱来，你俩平安了，我在外也放心了。”
第二天一早，爹就背着木匠箱子上路了，他去了城郊的夏家庄煤矿木工组打工。
当我听说爹去打工的消息，揪心似得难受。爹是顶着满头白发去的。他毕竟57岁了。人家的爹到这个年龄都退休回家享清福了，俺爹却又走出了家门，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一个陌生的环境，吃这碗饭容易吗？而且爹在家乡是赫赫有名的匠人头，如今在人家手下打工，一辈子好强的爹，不觉得憋屈吗！为了减轻儿子的负担，他什么都不顾了。想到这，我对爹娘又有了新的愧疚。
一天，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这是爹打工的木工组的组长老陈打来的，他告诉我，爹不小心弄伤了手，让我赶快去看看。
我匆匆赶到那家煤矿，找到木工组，师傅们指点说，爹在宿舍里歇着呢。我走进低矮昏暗的宿舍里，环顾四周才发现墙角一个用木板搭成的简易床铺上躺着一个人，走近了，才看清是俺爹。爹见我来了，赶忙坐了起来，他左手抬了抬要我坐到木工凳子上，右手却藏在被子底下不拿出来。我叫了一声爹，把爹的右手拿出来一看，上边缠着厚厚的绷带，绷带上渗出了大片红红的血。我说不出话来了，眼泪“唰”地一下就掉下来了。
“看你这个孩子，都多大了，还这么爱哭。我没什么，只刮去了一点皮。”爹瘦了，蜡黄的脸上极力堆上好多笑。
这时，木工组长老陈进来了，对我说：
“别听你爹的，他让电锯削去了半截大拇指，刚去医院包扎好，又要干活，是我逼他躺下休息的。”
听了老陈的话，我的心更痛了，对爹说：
“爹，咱不干了，回家吧，我会多挣些钱养你们老的。”
爹说：“傻孩子，人家解放军是轻伤不下火线，重伤不哭。我这也算轻伤，过几天就长好了，不碍干活。在家干了一辈子木匠活，都没伤身子，乍到这里接触到电锯电刨子这些新玩艺，还不顺手。过些时候就适应了，你就放心吧。”
到吃饭的时候了，爹给我五毛钱菜票让我去打一个菜吃，说别给他打了，他的缸子里还有。我掀开放在他床头的两个搪瓷缸子盖一看，一个里边是清水煮的白菜帮子，一个里边是两个黑面馒头。爹干这么累的活，整天就是吃这样的饭菜呀。煤矿的食堂里有十几种菜，爹舍不得呀。爹说，他每天工资是两块四毛钱，得回家上交生产队里一块五毛钱买10分工，（年终结算时，分配到社员手里，10分工才值一毛三分钱。）不然秋天分不到粮食。剩下9毛钱，花一毛钱买两顿白菜帮子，两毛五一斤的白面馒头他舍不得吃，就换成了两毛一斤的黑面馒头票，说这样每顿饭吃一斤，一天三顿可以省一毛五分钱。木工组长老陈常对爹说，焦师傅啊，3毛钱一个烩菜，你买个烩菜吃啊。爹白馒头都舍不得吃，还舍得买烩菜啊？！
爹给我一分一分地算账，我的心口窝堵得难受，眼泪又刷刷地流了下来。
这一顿饭，我去食堂给爹打了一个五毛钱的蒜黄炒肉，打了一斤白面馒头，看见爹吃完，才离开了那家煤矿。
三天后，爹就开始干活了。这是他一生惟一的一次“休养”。
爹在城里打工整整10年，1982年村里实行土地承包了，才回到家侍弄开了土地。这一年，他已67岁了。
以后，我的工作几年换一个地方，先是在最偏远的山村教学，又进城到了区教育局，后又考进了淄博日报社，离爹娘越来越远。1994年，我要到北京工作了，离家将更远了。
我回家与80多岁的爹娘商量，没想到我刚说完，爹就说：
“你往高处走，俺不拦挡。你学走路的时候，*就代表俺给你割断绊脚线了，这辈子你就放心地走吧，放心地跑吧。”
接着，爹又说：“《论语》中有一句话：父母在，不远游。我给它改了，叫‘父母在，可远游’。社会变了，老脑筋也得变变了。”
听说，我进京后，爹娘摆了一大桌供品，在灶王前上了一次隆重的喜供。
当孩子蹒跚学步时，年长的老人拿菜刀从孩子的两腿间划一下，叫割断绊脚线，这样孩子就会顺利地迈步。我在家时曾多次见过这种仪式。
刚学步的孩子摇摇晃晃，迈第一步十分困难，往往是迈出的脚还未落地，身子便往后晃，一下子坐到地上。割绊脚线时，孩子又不能让人扶，拿菜刀的老人必须手疾眼快，在孩子抬起一只脚的一霎那，将菜刀伸进孩子的*地上，迅速地向后一划，孩子即便倒了，也不会坐到刀背上。村里人都信任我娘，四邻八舍的孩子学步时，都让她来割绊脚线。娘说，这辈子经她的手割断绊脚线的孩子，也说不清有多少个。
据说，娘在为我割绊脚线时，特意借了把大菜刀，这样割得重，我会走得利索，将来还会走得远。
在我的兄弟姊妹中，我上的学最多，也走得最远。上五年级时，我就离开村子，到5里以外的南崮山小学上学。中学走得更远，在淄博二中，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。也许因为我大哥患痴呆病，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又在6岁时患病死去，爹娘便把读书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。大姐只读过两年书，便下地干活了。当时二姐也和我在同一中学上学，回家拿饭时，娘都是偷偷塞给两个熟鸡蛋，让我带到学校，而二姐只能从家里带点咸菜。时间长了，二姐也知道这事，但山里的孩子懂事早，尤其是女孩，很早就知道疼爱弟弟妹妹。她理解爹娘的心思，时时处处关心我。学校每星期六下午大扫除，专供老师买饭的小伙房总是抽几个女生帮忙劳动。二姐每次去，干完活后都要掏一毛钱买上两个像饺子一般大的包子，包在手绢里，到我的教室门前把我叫出来，把包子塞到我手里。
“*”中上中学，没学到多少东西，我和二姐都回家了。我跟爹学木匠。爹是我家祖传第三代木匠，我从12岁便在放学后跟他拉锯。但爹不希望子承父业，希望我有个离开家门的机会。他常说：“会飞的鸟，就不能把它拦在笼子里，该走的时候就让它走，该飞的时候就让它飞。”
终于，我有了一个读师范院校的机会，还可转户口，爹娘欢喜得不得了，整日为我准备行装。入学前一天，我去20里外的公社送政审表。办完手续天已擦黑，我在小摊上买了两个馒头，三毛钱炸肉，边吃边往家跑。到家已近晚上9点，爹娘还在等我吃晚饭呢。当听说我吃了三毛钱炸肉时，爹嘴里嘟囔了一句：
“三毛钱呐，你也舍得！”
一向寡言少语的娘搭腔了：“你不是常说是鸟就让它飞吗？孩子就要出去读书了，咋还舍不得？还要像你一辈子在家吃煎饼就咸菜？”
爹笑了，连声说：“也是，也是。”
师范毕业，我被分配到离家60里的一所山区中学教学。我要上班了，爹娘盘算着给我准备行头，几天里，他们总在商量，有时晚上商量到很晚才熄灯。
从小依赖家里惯了，应该准备什么我心中一点数也没有。上班前一天，我去找同学玩，回家后，爹娘把我叫到屋里说看几样东西。进屋一看，地上放着一辆锃亮闪光的自行车，青岛产的“大金鹿”。
爹说：“你开始工作了，路这么远，来回坐车不方便，俺和*商量，给你买了这辆自行车。买这辆车不容易，是俺给河南密县烟酒糖茶公司的你二叔打信，托他讨还了车子票，买好后，用火车托运回来的。给，还买了块手表，这是上海牌的，听说不错，这表还是托在博兴当兵的你四哥给买的。”
说这话时，爹的神情充满了得意与兴奋。
这时，娘从里屋抱出来两个包袱，打开一看，是一件棉半大衣，和一床家织蓝印花布被面的棉被。
娘说：“走了几个亲戚门才讨还了几斤棉花票，给棉了这床新棉被，咱家那几床被子都是盖了几十年的老棉花套了，盖着沉，又不暖和，这些棉花新，又柔软又暖和。本想给你换个新洋布的花被面，家里没钱了，你先盖着吧，过两年再换。这件半大衣，是让你二姐进城给你买的。你工作在大山里，冬天冷，白天穿着暖身子，晚上还可以压压脚。”
娘说完，两眼紧盯着我的脸，像是要从儿子的脸上看出他们做的这几件事是不是成功。
我*着这几样行头，激动得不知说啥好。
这都是我眼热了几年的东西啊！记得邻居二叔去非洲修坦赞铁路，回国后买了一辆飞鸽牌小飞轮自行车，这是村里的第一辆。我曾想，啥时我也能够骑上一辆自行车，哪怕是大飞轮的“大金鹿”呢；对于手表我早就想要了，只是觉得家里穷买不起，就不难为爹娘了。我上师范的那个班里84人，50多个女同学里面，只有5人买了手表。30多个男同学里面，就一个买了手表。这个男同学白天总把带表的那只手腕的袖子高高挽起，让人老远一看，就知道他戴着手表。晚上，躺在被窝里，他总是抬着手腕，凑在近视眼跟前，看了又看。拍毕业照时，他也有意站在最左边的位置上，露出戴着闪光锃亮手表的手腕。每当看见他的手表时，我心想，啥时我也把袖子挽得高高的，手腕上也有一块锃亮的手表呀。
如今，这两样最想要的东西，爹娘都给置办齐了，还买了这件半大衣。我一算，这三件“行头”得花不少钱呀。便问爹娘：
“家里这么紧，咋能拿出这么多钱来呢？”
娘说：“你爹卖了一副上等寿材（打寿棺用的木料），换了400块钱。100块钱买了粮食，125块钱买了这辆车子，125块钱买了这块手表，50块钱买了这个半大衣，剩了5块钱，你买点塑料带子，缠缠自行车车梁吧，俺看着人家那车子上都缠得红红绿绿的。”
爹卖的这副上好的寿材是他当了一辈子木匠，特意选中留给自己和娘用的。我知道爹娘这辈老人特别看重后事，为了儿子他竟舍得卖了。
“这副寿材不是你们百年之后用吗？咋卖了呢？”我问爹。
“都是先顾活着的事，哪有先顾死后的事？死后的事有条件就办得好一点，没条件就办得差一点嘛。死了死了，死了什么都了结了，我看好赖都一个样。”
爹的一番话，说得我的眼泪都快流下来了。最后，爹又嘱咐我：
“工作了，就是大人了，我和*就给你准备这一次行头了，以后俺就不管了，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吧！”
我带着爹娘给置办的三件行头上班了。
听二姐说，我离家后的当天晚上，爹娘大半宿没睡觉，他们又在商量生活大事。
爹说：“儿子刚参加工作，每月工资只有25元5角，年轻人在外花销大，剩不了几个钱，我还得出去挣两个，贴补一下生活，俗话说，‘娘有爷有不跟自己有，自己有不跟腰里有啊’。再说，也要考虑儿子的婚事了，光靠他那一点钱是不行的，咱还得给他托底呀。”
娘说：“你这么大年纪了，按理说是不应该出去了，可不出去有啥法子啊！你出去后，千万别惦着家里，俺在家好赖都能过，汤汤水水地填饱肚皮就行。你在外卖力气，可得吃好，俺知道你这也舍不得吃，那也舍不得喝，伤了身子咱那儿子也不放心啊！”
爹说：“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在家看着咱那傻儿子，每月我给你捎两个钱来，你俩平安了，我在外也放心了。”
第二天一早，爹就背着木匠箱子上路了，他去了城郊的夏家庄煤矿木工组打工。
当我听说爹去打工的消息，揪心似得难受。爹是顶着满头白发去的。他毕竟57岁了。人家的爹到这个年龄都退休回家享清福了，俺爹却又走出了家门，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一个陌生的环境，吃这碗饭容易吗？而且爹在家乡是赫赫有名的匠人头，如今在人家手下打工，一辈子好强的爹，不觉得憋屈吗！为了减轻儿子的负担，他什么都不顾了。想到这，我对爹娘又有了新的愧疚。
一天，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这是爹打工的木工组的组长老陈打来的，他告诉我，爹不小心弄伤了手，让我赶快去看看。
我匆匆赶到那家煤矿，找到木工组，师傅们指点说，爹在宿舍里歇着呢。我走进低矮昏暗的宿舍里，环顾四周才发现墙角一个用木板搭成的简易床铺上躺着一个人，走近了，才看清是俺爹。爹见我来了，赶忙坐了起来，他左手抬了抬要我坐到木工凳子上，右手却藏在被子底下不拿出来。我叫了一声爹，把爹的右手拿出来一看，上边缠着厚厚的绷带，绷带上渗出了大片红红的血。我说不出话来了，眼泪“唰”地一下就掉下来了。
“看你这个孩子，都多大了，还这么爱哭。我没什么，只刮去了一点皮。”爹瘦了，蜡黄的脸上极力堆上好多笑。
这时，木工组长老陈进来了，对我说：
“别听你爹的，他让电锯削去了半截大拇指，刚去医院包扎好，又要干活，是我逼他躺下休息的。”
听了老陈的话，我的心更痛了，对爹说：
“爹，咱不干了，回家吧，我会多挣些钱养你们老的。”
爹说：“傻孩子，人家解放军是轻伤不下火线，重伤不哭。我这也算轻伤，过几天就长好了，不碍干活。在家干了一辈子木匠活，都没伤身子，乍到这里接触到电锯电刨子这些新玩艺，还不顺手。过些时候就适应了，你就放心吧。”
到吃饭的时候了，爹给我五毛钱菜票让我去打一个菜吃，说别给他打了，他的缸子里还有。我掀开放在他床头的两个搪瓷缸子盖一看，一个里边是清水煮的白菜帮子，一个里边是两个黑面馒头。爹干这么累的活，整天就是吃这样的饭菜呀。煤矿的食堂里有十几种菜，爹舍不得呀。爹说，他每天工资是两块四毛钱，得回家上交生产队里一块五毛钱买10分工，（年终结算时，分配到社员手里，10分工才值一毛三分钱。）不然秋天分不到粮食。剩下9毛钱，花一毛钱买两顿白菜帮子，两毛五一斤的白面馒头他舍不得吃，就换成了两毛一斤的黑面馒头票，说这样每顿饭吃一斤，一天三顿可以省一毛五分钱。木工组长老陈常对爹说，焦师傅啊，3毛钱一个烩菜，你买个烩菜吃啊。爹白馒头都舍不得吃，还舍得买烩菜啊？！
爹给我一分一分地算账，我的心口窝堵得难受，眼泪又刷刷地流了下来。
这一顿饭，我去食堂给爹打了一个五毛钱的蒜黄炒肉，打了一斤白面馒头，看见爹吃完，才离开了那家煤矿。
三天后，爹就开始干活了。这是他一生惟一的一次“休养”。
爹在城里打工整整10年，1982年村里实行土地承包了，才回到家侍弄开了土地。这一年，他已67岁了。
以后，我的工作几年换一个地方，先是在最偏远的山村教学，又进城到了区教育局，后又考进了淄博日报社，离爹娘越来越远。1994年，我要到北京工作了，离家将更远了。
我回家与80多岁的爹娘商量，没想到我刚说完，爹就说：
“你往高处走，俺不拦挡。你学走路的时候，*就代表俺给你割断绊脚线了，这辈子你就放心地走吧，放心地跑吧。”
接着，爹又说：“《论语》中有一句话：父母在，不远游。我给它改了，叫‘父母在，可远游’。社会变了，老脑筋也得变变了。”
听说，我进京后，爹娘摆了一大桌供品，在灶王前上了一次隆重的喜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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