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孩子蹒跚学步时,年长的老人拿菜刀从孩子的两腿间划一下,叫割断绊脚线,这样孩子就会顺利地迈步。我在家时曾多次见过这种仪式。
刚学步的孩子摇摇晃晃,迈第一步十分困难,往往是迈出的脚还未落地,身子便往后晃,一下子坐到地上。割绊脚线时,孩子又不能让人扶,拿菜刀的老人必须手疾眼快,在孩子抬起一只脚的一霎那,将菜刀伸进孩子的*地上,迅速地向后一划,孩子即便倒了,也不会坐到刀背上。村里人都信任我娘,四邻八舍的孩子学步时,都让她来割绊脚线。娘说,这辈子经她的手割断绊脚线的孩子,也说不清有多少个。
据说,娘在为我割绊脚线时,特意借了把大菜刀,这样割得重,我会走得利索,将来还会走得远。
在我的兄弟姊妹中,我上的学最多,也走得最远。上五年级时,我就离开村子,到5里以外的南崮山小学上学。中学走得更远,在淄博二中,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。也许因为我大哥患痴呆病,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又在6岁时患病死去,爹娘便把读书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。大姐只读过两年书,便下地干活了。当时二姐也和我在同一中学上学,回家拿饭时,娘都是偷偷塞给两个熟鸡蛋,让我带到学校,而二姐只能从家里带点咸菜。时间长了,二姐也知道这事,但山里的孩子懂事早,尤其是女孩,很早就知道疼爱弟弟妹妹。她理解爹娘的心思,时时处处关心我。学校每星期六下午大扫除,专供老师买饭的小伙房总是抽几个女生帮忙劳动。二姐每次去,干完活后都要掏一毛钱买上两个像饺子一般大的包子,包在手绢里,到我的教室门前把我叫出来,把包子塞到我手里。
“*”中上中学,没学到多少东西,我和二姐都回家了。我跟爹学木匠。爹是我家祖传第三代木匠,我从12岁便在放学后跟他拉锯。但爹不希望子承父业,希望我有个离开家门的机会。他常说:“会飞的鸟,就不能把它拦在笼子里,该走的时候就让它走,该飞的时候就让它飞。”
终于,我有了一个读师范院校的机会,还可转户口,爹娘欢喜得不得了,整日为我准备行装。入学前一天,我去20里外的公社送政审表。办完手续天已擦黑,我在小摊上买了两个馒头,三毛钱炸肉,边吃边往家跑。到家已近晚上9点,爹娘还在等我吃晚饭呢。当听说我吃了三毛钱炸肉时,爹嘴里嘟囔了一句:
“三毛钱呐,你也舍得!”
一向寡言少语的娘搭腔了:“你不是常说是鸟就让它飞吗?孩子就要出去读书了,咋还舍不得?还要像你一辈子在家吃煎饼就咸菜?”
爹笑了,连声说:“也是,也是。”
师范毕业,我被分配到离家60里的一所山区中学教学。我要上班了,爹娘盘算着给我准备行头,几天里,他们总在商量,有时晚上商量到很晚才熄灯。
从小依赖家里惯了,应该准备什么我心中一点数也没有。上班前一天,我去找同学玩,回家后,爹娘把我叫到屋里说看几样东西。进屋一看,地上放着一辆锃亮闪光的自行车,青岛产的“大金鹿”。
爹说:“你开始工作了,路这么远,来回坐车不方便,俺和*商量,给你买了这辆自行车。买这辆车不容易,是俺给河南密县烟酒糖茶公司的你二叔打信,托他讨还了车子票,买好后,用火车托运回来的。给,还买了块手表,这是上海牌的,听说不错,这表还是托在博兴当兵的你四哥给买的。”
说这话时,爹的神情充满了得意与兴奋。
这时,娘从里屋抱出来两个包袱,打开一看,是一件棉半大衣,和一床家织蓝印花布被面的棉被。
娘说:“走了几个亲戚门才讨还了几斤棉花票,给棉了这床新棉被,咱家那几床被子都是盖了几十年的老棉花套了,盖着沉,又不暖和,这些棉花新,又柔软又暖和。本想给你换个新洋布的花被面,家里没钱了,你先盖着吧,过两年再换。这件半大衣,是让你二姐进城给你买的。你工作在大山里,冬天冷,白天穿着暖身子,晚上还可以压压脚。”
娘说完,两眼紧盯着我的脸,像是要从儿子的脸上看出他们做的这几件事是不是成功。
我*着这几样行头,激动得不知说啥好。
这都是我眼热了几年的东西啊!记得邻居二叔去非洲修坦赞铁路,回国后买了一辆飞鸽牌小飞轮自行车,这是村里的第一辆。我曾想,啥时我也能够骑上一辆自行车,哪怕是大飞轮的“大金鹿”呢;对于手表我早就想要了,只是觉得家里穷买不起,就不难为爹娘了。我上师范的那个班里84人,50多个女同学里面,只有5人买了手表。30多个男同学里面,就一个买了手表。这个男同学白天总把带表的那只手腕的袖子高高挽起,让人老远一看,就知道他戴着手表。晚上,躺在被窝里,他总是抬着手腕,凑在近视眼跟前,看了又看。拍毕业照时,他也有意站在最左边的位置上,露出戴着闪光锃亮手表的手腕。每当看见他的手表时,我心想,啥时我也把袖子挽得高高的,手腕上也有一块锃亮的手表呀。
如今,这两样最想要的东西,爹娘都给置办齐了,还买了这件半大衣。我一算,这三件“行头”得花不少钱呀。便问爹娘:
“家里这么紧,咋能拿出这么多钱来呢?”
娘说:“你爹卖了一副上等寿材(打寿棺用的木料),换了400块钱。100块钱买了粮食,125块钱买了这辆车子,125块钱买了这块手表,50块钱买了这个半大衣,剩了5块钱,你买点塑料带子,缠缠自行车车梁吧,俺看着人家那车子上都缠得红红绿绿的。”
爹卖的这副上好的寿材是他当了一辈子木匠,特意选中留给自己和娘用的。我知道爹娘这辈老人特别看重后事,为了儿子他竟舍得卖了。
“这副寿材不是你们百年之后用吗?咋卖了呢?”我问爹。
“都是先顾活着的事,哪有先顾死后的事?死后的事有条件就办得好一点,没条件就办得差一点嘛。死了死了,死了什么都了结了,我看好赖都一个样。”
爹的一番话,说得我的眼泪都快流下来了。最后,爹又嘱咐我:
“工作了,就是大人了,我和*就给你准备这一次行头了,以后俺就不管了,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吧!”
我带着爹娘给置办的三件行头上班了。
听二姐说,我离家后的当天晚上,爹娘大半宿没睡觉,他们又在商量生活大事。
爹说:“儿子刚参加工作,每月工资只有25元5角,年轻人在外花销大,剩不了几个钱,我还得出去挣两个,贴补一下生活,俗话说,‘娘有爷有不跟自己有,自己有不跟腰里有啊’。再说,也要考虑儿子的婚事了,光靠他那一点钱是不行的,咱还得给他托底呀。”
娘说:“你这么大年纪了,按理说是不应该出去了,可不出去有啥法子啊!你出去后,千万别惦着家里,俺在家好赖都能过,汤汤水水地填饱肚皮就行。你在外卖力气,可得吃好,俺知道你这也舍不得吃,那也舍不得喝,伤了身子咱那儿子也不放心啊!”
爹说:“我知道了,你放心在家看着咱那傻儿子,每月我给你捎两个钱来,你俩平安了,我在外也放心了。”
第二天一早,爹就背着木匠箱子上路了,他去了城郊的夏家庄煤矿木工组打工。
当我听说爹去打工的消息,揪心似得难受。爹是顶着满头白发去的。他毕竟57岁了。人家的爹到这个年龄都退休回家享清福了,俺爹却又走出了家门,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,一个陌生的环境,吃这碗饭容易吗?而且爹在家乡是赫赫有名的匠人头,如今在人家手下打工,一辈子好强的爹,不觉得憋屈吗!为了减轻儿子的负担,他什么都不顾了。想到这,我对爹娘又有了新的愧疚。
一天,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,这是爹打工的木工组的组长老陈打来的,他告诉我,爹不小心弄伤了手,让我赶快去看看。
我匆匆赶到那家煤矿,找到木工组,师傅们指点说,爹在宿舍里歇着呢。我走进低矮昏暗的宿舍里,环顾四周才发现墙角一个用木板搭成的简易床铺上躺着一个人,走近了,才看清是俺爹。爹见我来了,赶忙坐了起来,他左手抬了抬要我坐到木工凳子上,右手却藏在被子底下不拿出来。我叫了一声爹,把爹的右手拿出来一看,上边缠着厚厚的绷带,绷带上渗出了大片红红的血。我说不出话来了,眼泪“唰”地一下就掉下来了。
“看你这个孩子,都多大了,还这么爱哭。我没什么,只刮去了一点皮。”爹瘦了,蜡黄的脸上极力堆上好多笑。
这时,木工组长老陈进来了,对我说:
“别听你爹的,他让电锯削去了半截大拇指,刚去医院包扎好,又要干活,是我逼他躺下休息的。”
听了老陈的话,我的心更痛了,对爹说:
“爹,咱不干了,回家吧,我会多挣些钱养你们老的。”
爹说:“傻孩子,人家解放军是轻伤不下火线,重伤不哭。我这也算轻伤,过几天就长好了,不碍干活。在家干了一辈子木匠活,都没伤身子,乍到这里接触到电锯电刨子这些新玩艺,还不顺手。过些时候就适应了,你就放心吧。”
到吃饭的时候了,爹给我五毛钱菜票让我去打一个菜吃,说别给他打了,他的缸子里还有。我掀开放在他床头的两个搪瓷缸子盖一看,一个里边是清水煮的白菜帮子,一个里边是两个黑面馒头。爹干这么累的活,整天就是吃这样的饭菜呀。煤矿的食堂里有十几种菜,爹舍不得呀。爹说,他每天工资是两块四毛钱,得回家上交生产队里一块五毛钱买10分工,(年终结算时,分配到社员手里,10分工才值一毛三分钱。)不然秋天分不到粮食。剩下9毛钱,花一毛钱买两顿白菜帮子,两毛五一斤的白面馒头他舍不得吃,就换成了两毛一斤的黑面馒头票,说这样每顿饭吃一斤,一天三顿可以省一毛五分钱。木工组长老陈常对爹说,焦师傅啊,3毛钱一个烩菜,你买个烩菜吃啊。爹白馒头都舍不得吃,还舍得买烩菜啊?!
爹给我一分一分地算账,我的心口窝堵得难受,眼泪又刷刷地流了下来。
这一顿饭,我去食堂给爹打了一个五毛钱的蒜黄炒肉,打了一斤白面馒头,看见爹吃完,才离开了那家煤矿。
三天后,爹就开始干活了。这是他一生惟一的一次“休养”。
爹在城里打工整整10年,1982年村里实行土地承包了,才回到家侍弄开了土地。这一年,他已67岁了。
以后,我的工作几年换一个地方,先是在最偏远的山村教学,又进城到了区教育局,后又考进了淄博日报社,离爹娘越来越远。1994年,我要到北京工作了,离家将更远了。
我回家与80多岁的爹娘商量,没想到我刚说完,爹就说:
“你往高处走,俺不拦挡。你学走路的时候,*就代表俺给你割断绊脚线了,这辈子你就放心地走吧,放心地跑吧。”
接着,爹又说:“《论语》中有一句话:父母在,不远游。我给它改了,叫‘父母在,可远游’。社会变了,老脑筋也得变变了。”
听说,我进京后,爹娘摆了一大桌供品,在灶王前上了一次隆重的喜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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