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大一的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认识了松,他是高我一级的本系师兄。
那时,刚离开中学的我还不太适应大学的生活,不知道如何打发多余的时间。于是,我在几位室友的鼓动下参加了摄影协会。第一次去开会,我们早早地就到了,作为骨干的松却姗姗来迟。他拿了一大叠照片,自顾自地坐下,一副对什么都不屑一顾的样子。松的头发很黑,但是乱得让人毫不怀疑那里面可以掏出麻雀蛋。一双大眼布满血丝,象是严重睡眠不足。脸上就像一块没收割干净的麦地,顽强地冒出许多短短的胡茬。我微笑着向他要照片看,我把头扭在一边,看也不看我一眼,随手把照片丢过来。那天起,我对松有了很深很糟糕的印象。
第二个星期,协会组织到离校十余公里的一个古镇采风。考虑到创作的需要,会长把会员分成几组,每组由一名较有经验的老会员带队,我不幸分到了松的那一组。那天,松还是老样子,紧锁眉头,不苟言笑。虽然他挺真诚地借摄影器材给我用,还耐心地指导我拍摄,但他和我的讲话通共不到二十句。在古镇的一条幽幽老巷里,松看上去显得落漠而潦倒,与怀旧的背景丝丝入扣。我以他为主角拍了一幅照片。照片里一脸沧桑的松怀抱一把破旧的月琴倒在残朽的木门边,流浪艺人似的。那纯粹是心灵的一种触动,我对松的印象并没有多大改观。返校的车上,松挨着我坐,我们一直没讲话。快到站的时候,他突然告诉我他的宿舍号,说有疑难时可以找他,我点了点头,还是没有说话。
这样过了一个多月,松还没有在我的视野里出现,我几乎已经忘却他了。一天,摄协突然通知开会,我准时去了,但只有很少几人参加,会议室显得很萧条。松也在,他比我上次见到时瘦了,眼窝深陷。因为他的沉默,我对他的存在几乎忽略。会长说,打算组织一些会员出去采风,地点是远离省城的一个偏僻乡村,那里将举行一个盛大的苗族节日。我是个贪玩的人,当然经不起这种诱惑,冒着下半个月饿肚子的危险,第一个报名要去。第二天,他们通知我,一共去八个人,松也在内,这倒有点出乎我的意料。
我们在星期六早上出发了。松在火车上一反常态地活跃,又是猜拳又是跳舞的。我和松的座位挨着,他的话特别地多。我们从罗大佑、张学友一直谈到金庸、王朔。我惊奇地发现,松并不是我以前想象的那么酷。
由于找不到车,当天晚上我们无法赶到目的地,只有住宿在离那里60公里的一个小镇。刚刚放下行李,松就和另一位师兄毅邀请我喝啤酒,毅和我是老熟人,我便没有推辞。我们一起猜各种各样的酒拳,什么“美女熊”、“小蜜蜂”,层出不穷,直到半夜两点才收场。松不胜酒力,早已醉眼朦胧。
在那个苗族村,浓郁的民族风情让我们大开眼界,一个劲地端起相机猛拍。我流连于一片卖民族工艺品的地摊,半天的讨价还价才买下一枚戒指。付了钱后,我才发现,我已经和大家失散了。四面望去,尽是观光客的汹涌人流,找不到一张熟悉的面孔。我瞎转了一圈,也没见着同伴们的影子,只好回到下车的渡口等候。眼看天就要黑了,仍不见他们归来,我着急地走来走去。这时,我看见对岸有人在对我招手,但他喊什么我一个字也听不见。渡船摆过来了,原来是松。他跳上岸就给我一记爆票,说:“小丫头,害得我好找!”他大口地喘着气,脸上焦虑的神色都还没有散去。我一阵感动,忙掏出饼干和水致歉。
回学校后,松几次邀请我出去玩,我都推掉了。校园歌手大赛那天,他要我去为他捧场,我无法拒绝,便和室友一道去了。他唱的是老狼那首《恋恋风尘》,投入而动情。我用劲地鼓掌,他在台上俏皮地对我眨了眨眼,开心地笑。
又过了两天,松约我去暗室看他冲洗照片。我出于好奇就去了。暗室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,他一边有条不紊地工作,一边告诉我许多关于他的事。有一会,我和他都沉默在黑暗中,突然,我的手被一双又烫又汗的手握住,暗室里静得只听见他的心扑通直跳。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热情冲击得手足无措,挣脱他的手就往外跑。
我心乱如麻,在学校的小道上逛了很久才回到寝室。一推开门,桌上一大把火红的玫瑰就灼痛了我的眼睛。室友们只是窃笑,谁也不说话。我红着脸抽出夹在花里的卡片。卡片上画着一个围兽皮、挽长弓的野人,眼睛大大,头发凌乱。旁边有两行小字:“我是一名潦倒的斗士,只能用玫瑰作弓,歌声作天,攻克爱情的堡垒。——S”。我的心霎时震颤了,久久无法平静。
我曾看到松的床头贴了一则征婚启示:松,男,22岁,五官端正,个子一般,脾气暴躁。无存款,有债务。现有资产海鸥DF-300X相机一台,适马变镜头一只,住房1/8间寝室。有意者请与2栋306本人联系。当时我笑了半天,没想到,后来我竟做了这张启示的俘虏。原来一生中苦苦盼望的缘份,出现时是不可预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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