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姓韩，单名一个冰字，寒冷的冰块只能作为我的代号，与我的内在气质可毫不沾边。因为我有一颗火热的心，使得我失去了淑女的端庄和文静，变成了一个由笑声和眼泪交织而成的性格。我不仅跟男女好差同学都合得来，而且把老师当成父母长辈看待，敢于在他们面前使性子撒娇。
我的左手先天性畸形，手掌特小，仅有的三根小指头还连在一起不能分开。这对于一个酷爱容貌的女孩子来说，无疑比肚腹里的内伤要痛苦百倍。可是有些同学却偏偏不理会我的苦衷，故意往我的伤口上撒盐。小时侯听到有人叫我“一只手”，我就骂他们。长大后，我的这点勇气就自然变成了自卑。总是偷偷地把左手藏在袖筒里，生怕有人看见。
96年秋季小学毕业后，我升入了当时我最不愿意进的三中，但我却遇上了我最满意的老师。班主任许老师指定我当了班长，教语文的邬老师又点名让我当课代表。
没想到我第一次站出来领读课文，就出现了麻烦。翻书时，无意间被几个调皮鬼窥见了我的**，他们就停下读书，指手画脚地嘲笑我。我羞怒交加，无地自容，只有掉眼泪的份儿。正在这时，班上响起了一声大喝：“笑什么笑？都给我闭住嘴！”
是邬老师。满屋的嬉笑声嘎然而止了。他怒容满面地走上讲台，犀利的目光向下一扫，厉声道：“你们拿同学的痛苦寻开心，道德何在？友谊何在？”一边训斥，一边把我的左手从袖子里拉出来，就像是拳击赛场上的裁判员攥紧了优胜者的手一样，高举过顶，“都看清楚了，韩冰同学不像你们那样两手健全。但同学之间，应当比学习，比进步，比团结；还应当比一比，三年后的高中录取通知书，到底能发到哪双手中。作为一个学生，如果一味地比吃比穿比长相，岂不是太低级太无聊？”
像一股暖流涌遍全身，我的眼里顿时中雨变大雨了。邬老师用手替我擦着泪，亲切地安慰我：“别哭了，这不是你的错。今后要挺起腰杆大大方方做人，再不要背背藏藏了。”其实那时我的泪水里包含的，只有信任和感激，哪里还有半点羞愧和难过？我坚信，这世上只有我的父母和老师，才不嫌弃我这只手。而父母却没有机会像老师这样，公开替我表露心声。
“这不是你的错，要挺起腰杆做人。”这春风春雨般的话语，驱散了多年来笼罩我心灵上的阴霾和尘垢，还我一个真实完全的自我。从此以后，我的双手能在青天白日下自由活动，不仅再也听不到讽刺和嘲笑，而且时常受到同学们热情地帮助。
到初二时，我们年级分了两个重点班，值得庆幸的是，邬老师还教着我们的语文课，我还是他的课代表。看得出来，为了提高我们的学习成绩，也为了学校的教学质量，他终日都在拼命地工作着。他构想了一套继往开来的语文教学模式，并开始付诸实践。他说这样做既可以加强我们对语文基础知识的理解和运用，又能够减轻我们的课业负担，把“素质教育”落到实处。他在努力提高我们的阅读鉴赏能力、适应复杂多变的考试方式和内容的同时，非常注重选优拔高工作，精心为未来的升学预备人才。就连我这个文学细胞贫乏的半瓶子，也没有逃过他的青睐。他经常在班上夸我的字，赞我的文，说我感情丰富，思维敏捷，想象力强。不知不觉间，我的兴趣爱好发生了转移，对文学作品的痴迷程度与日俱增。
不料初二刚刚开了个好头，我们就遇到了一个黑色的星期一。下午老师们开完会，别的班都放学了，只有我们两个重点班还在严阵以待，等着邬老师回班对我们做晚间安排。谁知他来是来了，马上又被跟踪而至的一个老师叫了出去。邬老师无奈，只好让我们先放学了。
第二天早读时，有一个胖主任来到我们班，他告诉我们说由于“工作需要”，给我们换一个语文老师。我们一听就沉不住气了，七嘴八舌地乱问：“这是真的吗？”“这是为什么？”邬老师从门口走进来，用颤抖的声音说：“同学们安静一下，这是我为了*某个领导的意图，不得不作出的违心决定。原因是有更适合做重点班班主任的人在等着*。”我的脑子里塞满了感叹号和问号，但憋在肚里发泄不出，因为我们看到邬老师的脸色难看得怕人，知道他正在忍受着巨大的屈辱和愤怒。
我彻底崩溃了。平日的活泼，班长的矜持，统统顾不得了。我只觉得我比挨了一顿莫名其妙的责打还要委屈，当众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起来。接着又发生了什么事，有没有人劝我，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整整哭了一节课，抬头看看，陪着我哭得两眼红肿的同学还真不少哩。后来听说，同一时间里，在邬老师任班主任的班上，更是女生哭男生骂，乱成了一锅粥。大概他们是得知了事情的某些端倪，有的骂班上某个人黑了心，烂了肺；有的骂校长主任们昏了头，瞎了眼。
邬老师虽不再教我们，但占据我心灵的总是他。我们上初三时，他没当班主任，教的也只是初一普通班的课。每天上完课，总看见他在学校后院的菜地边转悠。看起来很洒脱，其实凭感觉我能够猜出，他于洒脱的背后，掩饰着极度的悲愤和抑郁。因为在那次事故之后，我曾听别的老师说过，邬老师经常整夜失眠，胃病急剧加重；我也亲眼看到，邬老师面容憔悴，白发骤增。但每次见到我，他仍然很高兴，笑着跟我开玩笑：“韩冰，这次考试，你又哭了哪一科？”我羞涩地一笑：“没有。”“没有？那你腮边挂的难道是露珠？”我被他揭穿了老底，舌头一伸扮个鬼脸儿，再“嗯”地一声撒个娇，放低声音嘟哝道：“几何。”邬老师听了哈哈一笑，高兴地说：“好哇，下次考试，韩冰保证又多了个一百分。”我佩服极了，每次考试，我决不愿有一人一科超过我，所以每次考完，我几乎都有哭的机会。就这个怪毛病，不知怎的也被邬老师观察得如此清楚。
我考上了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市一中，邬老师送给我一句话：勤学、会学，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。
我的左手先天性畸形，手掌特小，仅有的三根小指头还连在一起不能分开。这对于一个酷爱容貌的女孩子来说，无疑比肚腹里的内伤要痛苦百倍。可是有些同学却偏偏不理会我的苦衷，故意往我的伤口上撒盐。小时侯听到有人叫我“一只手”，我就骂他们。长大后，我的这点勇气就自然变成了自卑。总是偷偷地把左手藏在袖筒里，生怕有人看见。
96年秋季小学毕业后，我升入了当时我最不愿意进的三中，但我却遇上了我最满意的老师。班主任许老师指定我当了班长，教语文的邬老师又点名让我当课代表。
没想到我第一次站出来领读课文，就出现了麻烦。翻书时，无意间被几个调皮鬼窥见了我的**，他们就停下读书，指手画脚地嘲笑我。我羞怒交加，无地自容，只有掉眼泪的份儿。正在这时，班上响起了一声大喝：“笑什么笑？都给我闭住嘴！”
是邬老师。满屋的嬉笑声嘎然而止了。他怒容满面地走上讲台，犀利的目光向下一扫，厉声道：“你们拿同学的痛苦寻开心，道德何在？友谊何在？”一边训斥，一边把我的左手从袖子里拉出来，就像是拳击赛场上的裁判员攥紧了优胜者的手一样，高举过顶，“都看清楚了，韩冰同学不像你们那样两手健全。但同学之间，应当比学习，比进步，比团结；还应当比一比，三年后的高中录取通知书，到底能发到哪双手中。作为一个学生，如果一味地比吃比穿比长相，岂不是太低级太无聊？”
像一股暖流涌遍全身，我的眼里顿时中雨变大雨了。邬老师用手替我擦着泪，亲切地安慰我：“别哭了，这不是你的错。今后要挺起腰杆大大方方做人，再不要背背藏藏了。”其实那时我的泪水里包含的，只有信任和感激，哪里还有半点羞愧和难过？我坚信，这世上只有我的父母和老师，才不嫌弃我这只手。而父母却没有机会像老师这样，公开替我表露心声。
“这不是你的错，要挺起腰杆做人。”这春风春雨般的话语，驱散了多年来笼罩我心灵上的阴霾和尘垢，还我一个真实完全的自我。从此以后，我的双手能在青天白日下自由活动，不仅再也听不到讽刺和嘲笑，而且时常受到同学们热情地帮助。
到初二时，我们年级分了两个重点班，值得庆幸的是，邬老师还教着我们的语文课，我还是他的课代表。看得出来，为了提高我们的学习成绩，也为了学校的教学质量，他终日都在拼命地工作着。他构想了一套继往开来的语文教学模式，并开始付诸实践。他说这样做既可以加强我们对语文基础知识的理解和运用，又能够减轻我们的课业负担，把“素质教育”落到实处。他在努力提高我们的阅读鉴赏能力、适应复杂多变的考试方式和内容的同时，非常注重选优拔高工作，精心为未来的升学预备人才。就连我这个文学细胞贫乏的半瓶子，也没有逃过他的青睐。他经常在班上夸我的字，赞我的文，说我感情丰富，思维敏捷，想象力强。不知不觉间，我的兴趣爱好发生了转移，对文学作品的痴迷程度与日俱增。
不料初二刚刚开了个好头，我们就遇到了一个黑色的星期一。下午老师们开完会，别的班都放学了，只有我们两个重点班还在严阵以待，等着邬老师回班对我们做晚间安排。谁知他来是来了，马上又被跟踪而至的一个老师叫了出去。邬老师无奈，只好让我们先放学了。
第二天早读时，有一个胖主任来到我们班，他告诉我们说由于“工作需要”，给我们换一个语文老师。我们一听就沉不住气了，七嘴八舌地乱问：“这是真的吗？”“这是为什么？”邬老师从门口走进来，用颤抖的声音说：“同学们安静一下，这是我为了*某个领导的意图，不得不作出的违心决定。原因是有更适合做重点班班主任的人在等着*。”我的脑子里塞满了感叹号和问号，但憋在肚里发泄不出，因为我们看到邬老师的脸色难看得怕人，知道他正在忍受着巨大的屈辱和愤怒。
我彻底崩溃了。平日的活泼，班长的矜持，统统顾不得了。我只觉得我比挨了一顿莫名其妙的责打还要委屈，当众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起来。接着又发生了什么事，有没有人劝我，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整整哭了一节课，抬头看看，陪着我哭得两眼红肿的同学还真不少哩。后来听说，同一时间里，在邬老师任班主任的班上，更是女生哭男生骂，乱成了一锅粥。大概他们是得知了事情的某些端倪，有的骂班上某个人黑了心，烂了肺；有的骂校长主任们昏了头，瞎了眼。
邬老师虽不再教我们，但占据我心灵的总是他。我们上初三时，他没当班主任，教的也只是初一普通班的课。每天上完课，总看见他在学校后院的菜地边转悠。看起来很洒脱，其实凭感觉我能够猜出，他于洒脱的背后，掩饰着极度的悲愤和抑郁。因为在那次事故之后，我曾听别的老师说过，邬老师经常整夜失眠，胃病急剧加重；我也亲眼看到，邬老师面容憔悴，白发骤增。但每次见到我，他仍然很高兴，笑着跟我开玩笑：“韩冰，这次考试，你又哭了哪一科？”我羞涩地一笑：“没有。”“没有？那你腮边挂的难道是露珠？”我被他揭穿了老底，舌头一伸扮个鬼脸儿，再“嗯”地一声撒个娇，放低声音嘟哝道：“几何。”邬老师听了哈哈一笑，高兴地说：“好哇，下次考试，韩冰保证又多了个一百分。”我佩服极了，每次考试，我决不愿有一人一科超过我，所以每次考完，我几乎都有哭的机会。就这个怪毛病，不知怎的也被邬老师观察得如此清楚。
我考上了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市一中，邬老师送给我一句话：勤学、会学，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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