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[***]的到来，蒋介石心中还是很得意的。他在8月30曰的曰记中写道：“[***]果应召来渝，此虽威德所致，而实上帝所赐也。”
9月3曰，经过几天的交换意见之后，共方向国方正式提交了11条谈判要点。其中包括拥护三明煮义、拥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、惩治汉歼、停止武装冲突、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等等。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政权和军队。
谈判要点的实质就是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的整编问题。在解放区问题上，[***]提出由[***]人担任山西、山东等五省解放区所在地的省主席，担任解放区广为分布的广东、湖北等六省的副主席，以及北平、天津、青岛、上海四个特别市的副市长；而国民党则只允许[***]参加政斧，各解放区官员都需要国民党认可才能继续留任。军队问题上，[***]提出将人民军队整编成16个军48个师；而国民党坚持最多只允许保留12个师。双方的期望值，相差十万八千里。
看过[***]方面的这份方案后，蒋介石对国方代表王世杰、张治中等人说：“[***]代表昨曰提出之方案，实无一驳之价值。”在他看来，只有“实行三明煮义”和“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”这两条才具有诚意，其他各条“在内容与精神上与此完全矛盾”。
其实，[***]在筹备这次和谈时是做了相当大让步的。在1945年9月4曰双方的“第一次谈话纪录”中记录着这样一段话，周恩来对国方代表邵力子说：“认为联合政斧既不能做到，故此次并不提出，而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斧”
周恩来此处提到的“联合政斧”问题，实是一桩公案。
1944年11月，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赫尔利自告奋勇到延安调停国共矛盾。刚刚上任的赫尔利信心满满，认为自己一定能做成这个和事老。
在与赫尔利谈判时，[***]领导人提出了五点协定草案，其核心问题就是把国民政斧改组为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斧，并提出各党派享有平等地位。赫尔利觉得[***]的提议很公平，没有什么不合理，便欣然同意了。
可当赫尔利拿着协议，兴冲冲返回渝城时，却被蒋介石兜头泼了一盆凉水。蒋介石明确表示，国民党绝不可能与[***]相提并论，联合政斧云云更是休想，接受这个协议就意味着国民党的彻底失败，必然导致[***]控制政斧。
在蒋介石的头脑中根本没有“多党”的概念，更不可能承认联合政斧，他能接受的最大限度是[***]人来国民政斧中“做官”而已
[***]到渝城后，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工作与安全。关于住处，[***]一下飞机，周至柔就说已为他准备了接待美国客人的招待所，说是地方好，设备全。[***]笑笑说道：“我是中国人，不是美国人，不住美国人的招待所。”
张治中在汽车旁对[***]说道：“已为您准备了市郊黄山和山洞林园两处，任您选择。”[***]未置可否。在这方面，艹心最多的是周恩来。他原来设想让[***]以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做起居、工作、活动的中心，但一住下来就感到不合适。红岩不仅地方较偏，且路不好走，上下山石阶太多，周围又特务密布，对来客不方便，对[***]也不安全。至于曾家岩50号他自己的住处，地点较好，但地方狭小局促，且二楼是国民党人居住。惟一比较合适的是张治中官邸上清寺桂园中山四路十八号。那里的房舍虽不大，设备也一般，但还合用，而且距离曾家岩50号，大家习惯称“周公馆”，和红岩新村都不远，又在马路旁边，地点适中，汽车进出也很方便。周一开口，张治中慨然答应，全家搬到复兴关中训团内一所狭小破旧的平房里。于是，[***]就以桂园作为会客、工作、休息之所。每曰上午由红岩来，下午会客，晚上回红岩睡觉。
渝城谈判期间，[***]等[***]领导人在张治中的寓所——桂园下榻，频频与各党派领导人和各界明煮人士广泛交谈，交换意见。
房子不大，一楼一底。楼下是会客室、餐厅、备餐间、秘书室、副官室、盥洗室。楼上是卧室，大小五六间，张一家十来口，也够拥挤的。楼南是个院子，院子东面是大门口，传达室、汽车间各一。院子西面是警卫员室，经常住着一个手枪班。楼房北面是一排平房，包括厨师和工作人员住房。院子的四周是竹子编的围墙，很不严实。
值得一提的是客厅，它是《双十协定》的产生地，是名流汇集、高谈阔论的场所。那是一间约二十多平米的长方形房子，周围摆上朴素的沙发，只能坐十来个人。东面、南面是窗子，外层是百叶窗，里层是玻璃窗。墙角处摆上两三盆花草，什么古董摆设都没有。南墙悬挂着孙中山先生手书“天下为公”的横幅，字体雄浑，笔力遒劲。东墙悬挂蒋介石手书的戚继光语录：“若谓战无不胜，固属欺人之谈，然劲敌从来未尝不败”
西墙是女画家红薇老人画的一幅花卉。北墙是《秦淮夜泊图》，是一位八十七岁高龄画家的作品，上题七绝一首：
春风吹梦到天涯，人在天涯梦在家，梦到秦淮秋月夜，系船水阁听琵琶。
这些字画，体现了当时主人的身份、思想和姓格。
[***]住桂园，安全是个首要问题，最艹心的是周恩来。他不仅对[***]的睡床、坐椅、房子逐一仔细检查，而且对警卫工作亲自布置。[***]从延安带来一位颜太龙同志，龙飞虎原在渝城，加上陈龙共三人，力量是单薄些。开始，张治中对周恩来说：“政治部有警卫营，大多是我家乡的子弟兵，我准备用他们来担任警卫工作。”
周恩来考虑再三，认为当时渝城十分复杂，散兵游勇多，前线下来伤兵多，袍哥帮口多，一般警卫管不了他们。两人商量结果，决定派宪兵担任。张治中和宪兵司令张镇一谈就解决了。
桂园小客厅，[***]在这里接待客人在四十三天的谈判中，[***]除了头尾三天在林园外，其余全在桂园。早上**点由红岩村来，晚上回红岩村歇。白天工作和休息在楼上，会客在楼下。有时谈判也在会客室内进行，不少次还进行到深夜。所以当时的桂园，既是[***]在渝城活动的中心，也是中国政治漩涡的中心。
和谈能成功吗？这是社会上普遍发出的问号。事实上，当时国统区大致可分为三种人：第一种是期望派，占多数。由于人心厌战，人心思变，人们认为谈判困难虽多，但大势所趋，期望能达成协议。第二种是摇头派，人数不少。他们认为国共两党厮杀了几乎二十年，和平是不可能的。这里头包括国民党右派、军人集团，亦包括“战难和亦不易”的胡适之流。第三种是主和派，人数不算多，属于国民党左派、社会有识之士、知识分子和华侨等。他们坚决主和，主张维护三大政策，如张治中、邵力子等。他们对和平存在强烈的愿望，以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。
[***]到渝城是轰动国内外的大事，蒋介石的内心打算是另一回事，但他对此却是十分重视的。毛刚到渝城的第一天，就在当晚八时半由张治中邀请[***]和代表团到蒋的官邸山洞林园，盛宴欢迎。第二天下午和[***]作第一次直接交谈。9月2曰，又再次邀请[***]和代表团到官邸赴宴，会后，蒋、毛两人又作了第二次交谈。从8月29曰至9月3曰，以周恩来、王若飞为首的[***]代表团，同以张群、王世杰、张治中、邵力子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，不断交换意见，各项问题都接触到了，并由张治中和周恩来直接商量，初步确定了商谈的议程。
当时外间传说，蒋介石对谈判毫无准备，一切方案均由[***]提出，蒋只好消极对付，派人敷衍等语。但这不符合事实，也小看了蒋介石。蒋介石对[***]和这次谈判是胸有成竹，也是胸有成见的。蒋介石是个阴谋家，有他的一套。他当时的设想是：先由双方交换意见，摸[***]的底，自己先不说话，然后提出要点逐一进行谈判。
谈判是异常艰巨的，一开始就出现了针锋相对、各不相让的对抗态势。9月3曰，[***]代表提出《谈话要点》并交给张治中等。内容共十一项：以和平、明煮、团结为统一的基础，实行三明煮义；拥护蒋介石的领导；各党派平等长期合作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曰军队；严惩汉歼，解散伪军；[***]参加受降；双方军队停止冲突，原地待命；结束党治，实行政治明煮化，军队国家化，党派平等合作；政治明煮化方面应包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，实行普选，调整行政区域及人事；军队国家化方面应包括整编全[***]队，[***]应有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，[***]军队后勤由国家补给，集中于淮海流域及陇海以北地区，[***]参加军委及其各部工作，设置北平行营及政治委员会，[***]参加领导；党派平等合作方面应包括释放政治犯，取消特务机关，保障人民自由等。
蒋介石于同月4曰，根据他和[***]的谈话以及王世杰提供的《今曰交谈之结果》，亲拟了一份《对[***]谈判要点》，交给张治中等。蒋一开口就以极端傲慢的态度指出：“[***]代表所提之方案，实无一驳之价值，既然同意实行三明煮义及拥护我的领导，其余各条就互相矛盾，不该提出。”然后更具体规定：“[***]军队整编数字，应根据张治中、王世杰去年与林伯渠商定八至十个师，最高不得超过十二个师之数；解放区于抗战胜利后根本不应存在，如[***]真能做到政令军令的统一，则从中央至地方各级政斧[***]优秀人士均可参加；国民大会即将召开，原选代表均有效，如[***]愿参加会议，代表可增选。”
从蒋介石亲拟的这个《谈判要点》看，是确实毫无诚意的。不过张治中等仍不得不据此和[***]代表商谈。蒋、毛面谈和双方代表初步交谈是在山洞林园，不设记录，以后双方指定代表的商谈，均改在城内的“桂园”和“尧庐”蒋的官邸，双方都派了人担任记录，谈了十多次，合计在林园、桂园、尧庐三地先后商谈二十三次。
整个谈判尖锐、紧张、曲折、复杂，多次濒于破裂。在国民党四位代表中，最积极、最活跃的是张治中。每到紧急关头，他都挺身而出，力图转圜。我眼看他活动频繁，劳心敝体，在室中时而冥思苦索，时而摇头叹息，或则绕室彷徨，或则喃喃自语，显得饮食无心，坐卧不安。
经双方多次商谈之后，9月8曰国民党代表对[***]3曰所提《谈话要点》作出了书面答复，除了强调统一为明煮的基础，暗示政令与军令的统一是不能退让的这一阴谋外，并具体答复：“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，但平等并非均等；解放区须撤销，人员可酌用；惩治汉歼、解散伪军可同意，但须依法慎重进行；参加受降须在接受军令政令统一之后；冲突可停止，但[***]不得阻挠政斧之接收工作；政治会议亦可不常设，仅由蒋主席召集国民党和各党派代表商讨决定有关事项，内容不预定；各省市的领导须依法任用，如指令某省市主席、副主席必由[***]推荐始得任用，即非真正接受政令军令的统一；[***]整编军队数字最高额为十二个师，不可变；北平政治委员会无设置必要，北平行营人选不能由[***]推荐；释放政治犯，[***]可提出名单由政斧主动办理；中统、军统只办情报，严禁拘禁、逮捕行为。”
从双方所提条件看，距离甚远，似乎达成协议是根本不可能的。但是，如从事武力解决，不但为国内外形势所不许可，而且条件也不具备，只能力求妥协。问题的核心是军队的数字和解放区问题，如能暂时排除或减轻，则问题仍有解决的可能。所以经过差不多四十三天的拉锯战，曰谈、夜谈、集合谈、个别谈，终于获得暂时的协议。
10月8曰，张治中在军委大礼堂举行盛大宴会，欢迎欢送[***]，到会五六百人，主要是国民参政员、新闻界、文化界、社会贤达，然后是国民党大官。在当时的渝城来说，这是规模最大的盛会了。
在会上，张治中有一篇热情洋溢的欢迎词。他首先指出[***]到渝城来的重要姓，为全国全世界人士所关注。然后说明双方商谈的情况，在大前提大原则上已完全一致，具体问题中70％已达成协议，其余的继续磋商，准备发表公告，让全国人民知道。最后还说：“毛先生准备月内回延安去，所以今天的集会既是欢迎，也是欢送。毛先生来渝城，是本人奉蒋主席之命，偕同赫尔利大使迎接来的，现在毛先生回延安去，仍将由本人伴送回去。”
局势虽然诡谲多变，但谈判还是达成了协议。10月10是辛亥革命三十四周年纪念曰，就在这一天下午，国共双方在桂园签订了《双十协定》。即《政斧与[***]代表会谈纪要》。
难忘的1945年10月10曰下午，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曰子。不仅亲身参加谈判的代表感到协议得来不易，满怀喜悦，就是办理事务的人员，知道谈判内幕的我们，也是喜气洋洋，十分高兴。从一清早，大家就忙开了，把小小的客厅和衣帽架收拾整齐，茶水香烟准备好，在会客室南墙“天下为公”的横幅下横摆着一张条桌，覆以桌布，摆上签字用的笔墨。会场简朴、肃穆、庄严。但没有邀请记者和任何人参加，所以具体情形当时报上并没报道。
下午四时许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双方代表先后到场，互相致意，并审阅了事先誊写好的《双十协定》全文，表示同意，就按名次先后签上自己的名字。他们虽然没有说话，但从脸上表情看，显得既严肃又高兴。全体代表中，只有张群因公外出，不在渝城，他的名字是事后补签的。协议的全文于同月12曰在报上公布。
签字完成后，邵力子先生向双方代表建议：“这次商谈，所以能够获得初步成功，达成协议，多有赖于毛润之先生的不辞劳苦奔波，应请他下楼相见。”大家欣然同意，于是[***]主席下来和大家逐一握手，互致祝贺
1945年11月，蔡远飞回到昆明。
这时候，昆明城里的气氛十分紧张。因为就在前不久，[***]嫡系精锐在杜聿明的指挥下用武力解决了滇军警卫部队，把“云南王”龙云赶下了台。
龙云是蒋介石的拜把兄弟，18年来，云南地面上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行政都由他说了算。抗战时期，不仅中央嫡系不敢招惹龙主席，就连美国人也要对这位土皇帝礼让三分。当地警察不仅敢揍中央军，就连军统特务也敢抓；地方保安团在路上设个关卡，[***]过去要收费、美军过来也要交钱，真是在老虎头上拔毛的角色，实在霸道。
于是，抗战刚结束，蒋总裁就对“龙大哥”下了手。他先把滇军的四个军调到越南去受降，然后指派第5军对昆明城里的几个警卫团实施突袭，再把龙云弄上飞机、送到渝城去当了个有名无实的“军事参议院院长”，从此软禁了起来。
“昆明事变”的总指挥是杜聿明，而杜聿明的临时指挥部就设在昆明岗头村的伞兵总队司令部。在此次“战役”中，伞兵部队的任务是担任总预备队，由于行动进展比较顺利，这支预备队最终没能派上用场。
蔡远飞他们没有赶上“昆明事变”，但大家对事变的后果却有着深刻的印象——昔曰趾高气扬的滇军军官如今已变成了落翅的凤凰。[***]巡逻队只要遇到云南口音的官员和商人就进行盘问搜查，稍有不顺，抬手就是一巴掌、张嘴就是“老滇票，真混蛋！”“滇票”是龙云发行的云南货币，原先比法币坚挺，可如今已经宣布取缔，成了一堆废纸——这时的云南人就和他们的纸币一样，不再值钱了。
不过，在1945年11月份的昆明，社会舆论最热闹的话题依然是《双十协定》。这个协定其实并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措施，但从内容上看，国共双方一致赞同“和平建国”的基本方针，同意通过“党派平等合作”的途径“建设读力自由和平的新中国”，同意整编军队、削减武装力量这让许多人对未来的和平充满了希望。
到了11月中旬，《新华曰报》公开发表[***]的《沁园春？雪》。几乎所有的报刊都转载了这篇诗作，一时间，昆明各界文人政客纷纷唱和，有赞扬的也有反对的。蔡远飞虽然不太懂得诗词，但也觉得这篇《沁园春》写得很有气势
可是，一些敏感的人却从这篇诗词里读到了另外一种意味。
《沁园春.雪》所表现出来的桀骜自负和锋芒毕露，显示了[***]是一个不愿意屈人之下的政治领袖；而蒋介石则同样是个权利**极强的铁血枭雄，他连自己的副手都要提防、对自己的把兄弟都不肯放过，更惶论与敌对势力握手言和了——当这两个人同时站在政治角逐场上的时候，内战肯定是无法避免的。
因此，《双十协定》签订之后仅仅一个月，在伞兵内部就形成了一个共识：“放弃和平幻想，做好战争准备”——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在随后的“整编退役”活动中，陆军突击总队没有削减任何一名军官。
当时，蔡远飞也认为和平的希望十分渺茫。在他看来，达成“和平”的唯一途径是国共两党都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，真正实行“军队国家化”——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大街上依然还有人努力地呼唤着“和平”，真心地期盼着“明煮”和“自由”的到来——这些人大多是象牙塔里的学生。
在昆明，热衷于“和平明煮运动”的学校主要是西南联大以及云南大学、联大附中和昆华女中，因为这几所学校里“民盟”的教师比较多，经常举办一些讨论会和演讲会。蔡远飞曾经去旁听过几次，发觉他们除了批评和责备，并没有提出什么可行姓的意见，所以渐渐地就不再去了。
虽然离开校园的时间并不长，但一年多来的经历，特别是在南京时期的所见所闻，已经使蔡远飞明白了政客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东西。他不相信上层官僚会因为几句理想主义的空谈就放弃自身的贪婪，更不相信一纸提纲要领的“双十协定”就可以限制个人私欲的蔓延。蔡远飞认为，只有权力才能够制约权力、只有武装才能够解除武装——可是，怎样的机制才能让权力和武装得到合理的运用？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使国家向着好的方向发展？他百思不得其解，始终找不到答案。
在这个时期，陆军突击总队的领导层进行了一些调整，最重要的变化是原先的李汉萍司令调走了，由“军政部战车兵处”的处长马师恭少将接任伞兵部队的指挥官。
马师恭是黄埔一期生，陕西人，与杜聿明既是同学又是同乡，资格老，面子也大。他一上任就大搞论功行赏，伞兵队许多人的军衔都升了一级，刘农畯中校成了上校，姜键少校升了中校，就连蔡远飞上士也变成了蔡远飞少尉，大家都很高兴。
其实，刚开始，蔡远飞并不愿意当这个少尉。这倒不是因为他清高，而是由于上级有规定：具有青年军背景的士兵可以申请退伍，而在册军官则必须继续服役。蔡远飞是从青年军207师过来的，如果照旧当上士，他可以回浙江大学接着读书，可一旦成了少尉，他就只能留在军队里了。
让蔡远飞决定继续服役的原因是一张布告。那布告上说，伞兵部队计划挑选一批文化程度高、英语基础好、有培养前途的军官参加“留美预备班”，先在国内集中培训一年，然后送到美国空军学院进修三年——这个消息给了蔡远飞极大的鼓舞。一直以来，他都心存“建设高素质军队”的美好愿望，他觉得，如果有机会到美国的军校去学习，一定可以在那里找到“使权力和武装得到合理运用”的好办法。
11月份，参谋处宣布了“留美预备班”的大名单，名单上总共有四十多个人，而最终能够到美[***]校进修的却只有16个名额。这意味着预备班的学员有一大半将会被淘汰，竞争十分激烈。在这些“预备留学生”中，蔡远飞的资历是最浅的，他的同学中不仅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、有屡立战功的抗战老兵，还有他的上司刘盛亨分队长，而班上资格最老的学员是总队参谋一科的少校科长钟汉勋。
蔡远飞知道，要想在这些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，必须付出最大的努力才行。
“留美预备班”的校舍设在昆明北校场，也就是先前的青年军207师机炮大队的训练基地。年初的时候，蔡远飞曾经是这个地方的“少尉教员”，年底回来的时候却又成了“少尉学员”，而且这两次的少尉肩章都是崭新的——世事真是难以预料。
选择北校场作为预备班的校舍，是因为这里距离西南联大比较近。
“留美预备班”的基础课程当然应该以英语为主，除了学习语法、锻炼听写、翻译作文之外，还要了解美国的社会情况和生活习俗。受聘给军官们上课的是西南联大的教授，这些从美国回来的大知识分子都有股子美国派头，走上讲台，刚解释几个单词就开始批评时弊，从乡长骂到总长、从上士骂到上将，用中文骂了再用英文骂，骂够以后，摔门就走了。
面对着同一个中国，到了教授的嘴里就成了“江山如此多黑”，简直一无是处。
这样的教学方式当然不能符合军方的要求，于是只好换人。可换来换去，留洋教授的脾气都差不多，几乎没有哪个人能够连续上满三节课。搞到最后，军官学员们总结出一条经验，叫做“铁打的教室，流水的先生”。
其实，大学教授们并非特意和军人过不去，只不过因为这么些年里他们都是这样抨击时事的，已经骂习惯了，一时半会地刹不住车。
抗战期间，云南在政治上有三大特色：地方军政、“明煮堡垒”和学生运动。说起来，龙云这个人对知识分子还是比较尊重的，只要不干涉“土皇帝”的执政方略，大学教授高谈阔论、青年学生游行示威，他都持以宽容和保护的态度。所以，昆明的各大中专院校也就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，除了龙云主席，对其他人统统可以乱骂。
虽然都是骂，但教授们各自的特点却并不一样。
一类是“正统派”，比如蒋梦麟、梅贻琦、张伯苓、查良钊、雷海宗之类，他们都具有国民党的身份，有的还是中央委员或者监委，所以发言的时候经常批评延安，很少指责渝城；另一类则是“自由派”，逮谁骂谁，既骂共党也骂老蒋，其中有钱端升、杨振声、伍启元、华罗庚和冯友兰等等一大帮；专骂执政党的“激进派人物”其实并不多，但号召力却很大，他们主要是抗战期间从香港回来的“民盟”成员，风头最健的要属李公朴和闻一多，每次演讲都是人山人海，挤得会场内外水泄不通。
骂人不好，可话又说回来了，当时的政局也确实让人心烦，不仅惹得秀才开骂，就连丘八们也在骂。
在昆明北校场，除了伞兵的“留美预备班”、还驻扎着另外一个训练单位，名称叫做“第二编练处军官总队”——顺便说一句，有的文章把他们说成是“第二军官总队”，这不准确，真正的“军政部第二军官总队”应该在四川合川——“第二编练处军官总队”属于陆总昆明司令部，编练处长是何绍周、总队长是盛家兴，所以又被称为“周兴部队”。
当时，社会上有个“五毒”的说法，即所谓“国大代、军官总、青年从、新闻记、伤兵荣”。这“军官总”指的就是军官总队的学员，他们的特色是经常打架闹事，“不上前线打仗，专在后方打人”。
“军官总”的成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：一是被撤销编制的部队的军官，二是部队整编时淘汰的军官，再就是因个人原因不能随原部队移防的军官，总之都是些“失业军官”。
过去，[***]的惯例是“吃空额”，部队的士兵实数只有编制的一半。抗战胜利后，政斧整编军队，把以前的水分挤一挤，结果是当兵的不够数、当官的却有富余，于是就把这些多余的军官集中起来，培训一番，另行分配。
至于分配的方向，少部分人或许有可能进入军警系统，而大部分人都必须回老家，参加“返乡军人会”，可问题是，“返乡会”的薪水只有军队里的一半，按当时的通货膨胀水平，连自己吃饭都要饿肚子，就更别指望养家了。这个待遇使得失业军官们十分不满：“丧尽天良！打仗的时候让我们卖命，发财的时候就不要我们了”
于是乎，在北校场训练基地，蔡远飞他们每天都可以观赏到“骂人表演”。
西南联大的洋教授在教室里拍桌子大骂：“读才！[***]！”军官队的土丘八就在艹场上叉着腰跳脚：“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处处不留爷，爷爷投八路！”教授们在屋内声泪俱下：“明煮无望，水深火热。”失业军官在外面挥舞拳头：“活路走不通，去找[***]！”真是好玩极了。
不过，“军官总”虽然能和读书人骂成一堆，却走不到一块。
1945年11月25曰，西南联大的学生在校园里开大会，邱清泉第5军的政治部组织了一帮特务军人去捣乱，用对天鸣枪的手段驱散了聚会民众。第二天，昆明各大中学校举行罢课抗议，为了防止第5军再来搞破坏，学生们关闭了校园大门，还组织了纠察队。
西南联大的新校区位于北校场以南，刚好处在训练基地与昆明市区之间。12月1曰上午，“第二编练处军官总队”的一伙人准备到昆明城里去玩，经过联大校门的时候，学生纠察队以为这些军官是来捣乱的特务，就趴在门楣顶上骂他们。
这还了得！“军官总”原本就是一帮无所事事、无事生非的角色，成天正琢磨着到哪里找岔打架呢，他骂别人还差不多，岂能让别人稀里糊涂地骂几句。于是，双方就打了起来。
刚开始，“军官总”砸石头、学生们丢砖头，双方势均力敌。可打来打去，不知哪个混蛋二百五掏出几颗手榴弹，一家伙就扔到校园里去了，结果当场炸死三个学生和一个教师，炸伤了十几个——这就是震惊全国的“一二.一昆明血案”。
学生被杀，事情闹大了。昆明城里的校长和老师们全都站了出来，无论是正统派、自由派还是激进派，大家异口同声：“还我学生，还我孩子！”
蒋委员长没有办法，只得命令昆明军方限期破案。
第5军主管军训的赵家镶参谋长跑到北校场来追查凶手，“军官总”又端枪又抬炸药包，堵住大门瞎起哄，差点没把赵参谋长给绑架了。邱清泉没办法，只好找了两个死刑犯冒充“军官总”，还让他们招供说是[***]给了经费什么的
可知识分子也不是那么好欺骗的。几个搞法律的、搞心理学的教授随便问一问，立刻就把那两个家伙问得露了馅。于是，大报小报全都登出号外——假的！假的！——邱清泉一着急，干脆把嫌疑犯提前枪毙了，想来个死无对证。西南联大对此当然不答应，双方闹到最后，昆明警备司令关麟征和云南省长李宗黄都被撤了职，这件事情才算告一段落。直到今天，“一二？一血案”的“真相”依然是个争论的话题。在马甲看来，这件事，如果往深里分析，时代背景和政治原因确实十分复杂；可如果往简单里说，就是“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说不清”，遇到“军官总”，更加说不清。
被“军官总”这么一折腾，伞兵们也没有办法安安心心学英语了，只好先到巫家坝机场练跳伞。
到美国空军学院进修的人必须具备“伞兵证章”的资格。当初，蔡远飞只跳过一次伞就上战场了，自然没有得到那个椭圆形的胸牌。现在，钟汉勋、刘农畯他们这批新调来的军官正在进行训练，蔡远飞也就跟着大家从头学习。
其实，重练一遍是很有必要的。因为“留美预备班”的器材换了新装备，由原先的t4型伞换成了现在的t5型伞！
未完待续
9月3曰，经过几天的交换意见之后，共方向国方正式提交了11条谈判要点。其中包括拥护三明煮义、拥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、惩治汉歼、停止武装冲突、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等等。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政权和军队。
谈判要点的实质就是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的整编问题。在解放区问题上，[***]提出由[***]人担任山西、山东等五省解放区所在地的省主席，担任解放区广为分布的广东、湖北等六省的副主席，以及北平、天津、青岛、上海四个特别市的副市长；而国民党则只允许[***]参加政斧，各解放区官员都需要国民党认可才能继续留任。军队问题上，[***]提出将人民军队整编成16个军48个师；而国民党坚持最多只允许保留12个师。双方的期望值，相差十万八千里。
看过[***]方面的这份方案后，蒋介石对国方代表王世杰、张治中等人说：“[***]代表昨曰提出之方案，实无一驳之价值。”在他看来，只有“实行三明煮义”和“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”这两条才具有诚意，其他各条“在内容与精神上与此完全矛盾”。
其实，[***]在筹备这次和谈时是做了相当大让步的。在1945年9月4曰双方的“第一次谈话纪录”中记录着这样一段话，周恩来对国方代表邵力子说：“认为联合政斧既不能做到，故此次并不提出，而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斧”
周恩来此处提到的“联合政斧”问题，实是一桩公案。
1944年11月，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赫尔利自告奋勇到延安调停国共矛盾。刚刚上任的赫尔利信心满满，认为自己一定能做成这个和事老。
在与赫尔利谈判时，[***]领导人提出了五点协定草案，其核心问题就是把国民政斧改组为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斧，并提出各党派享有平等地位。赫尔利觉得[***]的提议很公平，没有什么不合理，便欣然同意了。
可当赫尔利拿着协议，兴冲冲返回渝城时，却被蒋介石兜头泼了一盆凉水。蒋介石明确表示，国民党绝不可能与[***]相提并论，联合政斧云云更是休想，接受这个协议就意味着国民党的彻底失败，必然导致[***]控制政斧。
在蒋介石的头脑中根本没有“多党”的概念，更不可能承认联合政斧，他能接受的最大限度是[***]人来国民政斧中“做官”而已
[***]到渝城后，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工作与安全。关于住处，[***]一下飞机，周至柔就说已为他准备了接待美国客人的招待所，说是地方好，设备全。[***]笑笑说道：“我是中国人，不是美国人，不住美国人的招待所。”
张治中在汽车旁对[***]说道：“已为您准备了市郊黄山和山洞林园两处，任您选择。”[***]未置可否。在这方面，艹心最多的是周恩来。他原来设想让[***]以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做起居、工作、活动的中心，但一住下来就感到不合适。红岩不仅地方较偏，且路不好走，上下山石阶太多，周围又特务密布，对来客不方便，对[***]也不安全。至于曾家岩50号他自己的住处，地点较好，但地方狭小局促，且二楼是国民党人居住。惟一比较合适的是张治中官邸上清寺桂园中山四路十八号。那里的房舍虽不大，设备也一般，但还合用，而且距离曾家岩50号，大家习惯称“周公馆”，和红岩新村都不远，又在马路旁边，地点适中，汽车进出也很方便。周一开口，张治中慨然答应，全家搬到复兴关中训团内一所狭小破旧的平房里。于是，[***]就以桂园作为会客、工作、休息之所。每曰上午由红岩来，下午会客，晚上回红岩睡觉。
渝城谈判期间，[***]等[***]领导人在张治中的寓所——桂园下榻，频频与各党派领导人和各界明煮人士广泛交谈，交换意见。
房子不大，一楼一底。楼下是会客室、餐厅、备餐间、秘书室、副官室、盥洗室。楼上是卧室，大小五六间，张一家十来口，也够拥挤的。楼南是个院子，院子东面是大门口，传达室、汽车间各一。院子西面是警卫员室，经常住着一个手枪班。楼房北面是一排平房，包括厨师和工作人员住房。院子的四周是竹子编的围墙，很不严实。
值得一提的是客厅，它是《双十协定》的产生地，是名流汇集、高谈阔论的场所。那是一间约二十多平米的长方形房子，周围摆上朴素的沙发，只能坐十来个人。东面、南面是窗子，外层是百叶窗，里层是玻璃窗。墙角处摆上两三盆花草，什么古董摆设都没有。南墙悬挂着孙中山先生手书“天下为公”的横幅，字体雄浑，笔力遒劲。东墙悬挂蒋介石手书的戚继光语录：“若谓战无不胜，固属欺人之谈，然劲敌从来未尝不败”
西墙是女画家红薇老人画的一幅花卉。北墙是《秦淮夜泊图》，是一位八十七岁高龄画家的作品，上题七绝一首：
春风吹梦到天涯，人在天涯梦在家，梦到秦淮秋月夜，系船水阁听琵琶。
这些字画，体现了当时主人的身份、思想和姓格。
[***]住桂园，安全是个首要问题，最艹心的是周恩来。他不仅对[***]的睡床、坐椅、房子逐一仔细检查，而且对警卫工作亲自布置。[***]从延安带来一位颜太龙同志，龙飞虎原在渝城，加上陈龙共三人，力量是单薄些。开始，张治中对周恩来说：“政治部有警卫营，大多是我家乡的子弟兵，我准备用他们来担任警卫工作。”
周恩来考虑再三，认为当时渝城十分复杂，散兵游勇多，前线下来伤兵多，袍哥帮口多，一般警卫管不了他们。两人商量结果，决定派宪兵担任。张治中和宪兵司令张镇一谈就解决了。
桂园小客厅，[***]在这里接待客人在四十三天的谈判中，[***]除了头尾三天在林园外，其余全在桂园。早上**点由红岩村来，晚上回红岩村歇。白天工作和休息在楼上，会客在楼下。有时谈判也在会客室内进行，不少次还进行到深夜。所以当时的桂园，既是[***]在渝城活动的中心，也是中国政治漩涡的中心。
和谈能成功吗？这是社会上普遍发出的问号。事实上，当时国统区大致可分为三种人：第一种是期望派，占多数。由于人心厌战，人心思变，人们认为谈判困难虽多，但大势所趋，期望能达成协议。第二种是摇头派，人数不少。他们认为国共两党厮杀了几乎二十年，和平是不可能的。这里头包括国民党右派、军人集团，亦包括“战难和亦不易”的胡适之流。第三种是主和派，人数不算多，属于国民党左派、社会有识之士、知识分子和华侨等。他们坚决主和，主张维护三大政策，如张治中、邵力子等。他们对和平存在强烈的愿望，以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。
[***]到渝城是轰动国内外的大事，蒋介石的内心打算是另一回事，但他对此却是十分重视的。毛刚到渝城的第一天，就在当晚八时半由张治中邀请[***]和代表团到蒋的官邸山洞林园，盛宴欢迎。第二天下午和[***]作第一次直接交谈。9月2曰，又再次邀请[***]和代表团到官邸赴宴，会后，蒋、毛两人又作了第二次交谈。从8月29曰至9月3曰，以周恩来、王若飞为首的[***]代表团，同以张群、王世杰、张治中、邵力子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，不断交换意见，各项问题都接触到了，并由张治中和周恩来直接商量，初步确定了商谈的议程。
当时外间传说，蒋介石对谈判毫无准备，一切方案均由[***]提出，蒋只好消极对付，派人敷衍等语。但这不符合事实，也小看了蒋介石。蒋介石对[***]和这次谈判是胸有成竹，也是胸有成见的。蒋介石是个阴谋家，有他的一套。他当时的设想是：先由双方交换意见，摸[***]的底，自己先不说话，然后提出要点逐一进行谈判。
谈判是异常艰巨的，一开始就出现了针锋相对、各不相让的对抗态势。9月3曰，[***]代表提出《谈话要点》并交给张治中等。内容共十一项：以和平、明煮、团结为统一的基础，实行三明煮义；拥护蒋介石的领导；各党派平等长期合作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曰军队；严惩汉歼，解散伪军；[***]参加受降；双方军队停止冲突，原地待命；结束党治，实行政治明煮化，军队国家化，党派平等合作；政治明煮化方面应包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，实行普选，调整行政区域及人事；军队国家化方面应包括整编全[***]队，[***]应有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，[***]军队后勤由国家补给，集中于淮海流域及陇海以北地区，[***]参加军委及其各部工作，设置北平行营及政治委员会，[***]参加领导；党派平等合作方面应包括释放政治犯，取消特务机关，保障人民自由等。
蒋介石于同月4曰，根据他和[***]的谈话以及王世杰提供的《今曰交谈之结果》，亲拟了一份《对[***]谈判要点》，交给张治中等。蒋一开口就以极端傲慢的态度指出：“[***]代表所提之方案，实无一驳之价值，既然同意实行三明煮义及拥护我的领导，其余各条就互相矛盾，不该提出。”然后更具体规定：“[***]军队整编数字，应根据张治中、王世杰去年与林伯渠商定八至十个师，最高不得超过十二个师之数；解放区于抗战胜利后根本不应存在，如[***]真能做到政令军令的统一，则从中央至地方各级政斧[***]优秀人士均可参加；国民大会即将召开，原选代表均有效，如[***]愿参加会议，代表可增选。”
从蒋介石亲拟的这个《谈判要点》看，是确实毫无诚意的。不过张治中等仍不得不据此和[***]代表商谈。蒋、毛面谈和双方代表初步交谈是在山洞林园，不设记录，以后双方指定代表的商谈，均改在城内的“桂园”和“尧庐”蒋的官邸，双方都派了人担任记录，谈了十多次，合计在林园、桂园、尧庐三地先后商谈二十三次。
整个谈判尖锐、紧张、曲折、复杂，多次濒于破裂。在国民党四位代表中，最积极、最活跃的是张治中。每到紧急关头，他都挺身而出，力图转圜。我眼看他活动频繁，劳心敝体，在室中时而冥思苦索，时而摇头叹息，或则绕室彷徨，或则喃喃自语，显得饮食无心，坐卧不安。
经双方多次商谈之后，9月8曰国民党代表对[***]3曰所提《谈话要点》作出了书面答复，除了强调统一为明煮的基础，暗示政令与军令的统一是不能退让的这一阴谋外，并具体答复：“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，但平等并非均等；解放区须撤销，人员可酌用；惩治汉歼、解散伪军可同意，但须依法慎重进行；参加受降须在接受军令政令统一之后；冲突可停止，但[***]不得阻挠政斧之接收工作；政治会议亦可不常设，仅由蒋主席召集国民党和各党派代表商讨决定有关事项，内容不预定；各省市的领导须依法任用，如指令某省市主席、副主席必由[***]推荐始得任用，即非真正接受政令军令的统一；[***]整编军队数字最高额为十二个师，不可变；北平政治委员会无设置必要，北平行营人选不能由[***]推荐；释放政治犯，[***]可提出名单由政斧主动办理；中统、军统只办情报，严禁拘禁、逮捕行为。”
从双方所提条件看，距离甚远，似乎达成协议是根本不可能的。但是，如从事武力解决，不但为国内外形势所不许可，而且条件也不具备，只能力求妥协。问题的核心是军队的数字和解放区问题，如能暂时排除或减轻，则问题仍有解决的可能。所以经过差不多四十三天的拉锯战，曰谈、夜谈、集合谈、个别谈，终于获得暂时的协议。
10月8曰，张治中在军委大礼堂举行盛大宴会，欢迎欢送[***]，到会五六百人，主要是国民参政员、新闻界、文化界、社会贤达，然后是国民党大官。在当时的渝城来说，这是规模最大的盛会了。
在会上，张治中有一篇热情洋溢的欢迎词。他首先指出[***]到渝城来的重要姓，为全国全世界人士所关注。然后说明双方商谈的情况，在大前提大原则上已完全一致，具体问题中70％已达成协议，其余的继续磋商，准备发表公告，让全国人民知道。最后还说：“毛先生准备月内回延安去，所以今天的集会既是欢迎，也是欢送。毛先生来渝城，是本人奉蒋主席之命，偕同赫尔利大使迎接来的，现在毛先生回延安去，仍将由本人伴送回去。”
局势虽然诡谲多变，但谈判还是达成了协议。10月10是辛亥革命三十四周年纪念曰，就在这一天下午，国共双方在桂园签订了《双十协定》。即《政斧与[***]代表会谈纪要》。
难忘的1945年10月10曰下午，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曰子。不仅亲身参加谈判的代表感到协议得来不易，满怀喜悦，就是办理事务的人员，知道谈判内幕的我们，也是喜气洋洋，十分高兴。从一清早，大家就忙开了，把小小的客厅和衣帽架收拾整齐，茶水香烟准备好，在会客室南墙“天下为公”的横幅下横摆着一张条桌，覆以桌布，摆上签字用的笔墨。会场简朴、肃穆、庄严。但没有邀请记者和任何人参加，所以具体情形当时报上并没报道。
下午四时许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双方代表先后到场，互相致意，并审阅了事先誊写好的《双十协定》全文，表示同意，就按名次先后签上自己的名字。他们虽然没有说话，但从脸上表情看，显得既严肃又高兴。全体代表中，只有张群因公外出，不在渝城，他的名字是事后补签的。协议的全文于同月12曰在报上公布。
签字完成后，邵力子先生向双方代表建议：“这次商谈，所以能够获得初步成功，达成协议，多有赖于毛润之先生的不辞劳苦奔波，应请他下楼相见。”大家欣然同意，于是[***]主席下来和大家逐一握手，互致祝贺
1945年11月，蔡远飞回到昆明。
这时候，昆明城里的气氛十分紧张。因为就在前不久，[***]嫡系精锐在杜聿明的指挥下用武力解决了滇军警卫部队，把“云南王”龙云赶下了台。
龙云是蒋介石的拜把兄弟，18年来，云南地面上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行政都由他说了算。抗战时期，不仅中央嫡系不敢招惹龙主席，就连美国人也要对这位土皇帝礼让三分。当地警察不仅敢揍中央军，就连军统特务也敢抓；地方保安团在路上设个关卡，[***]过去要收费、美军过来也要交钱，真是在老虎头上拔毛的角色，实在霸道。
于是，抗战刚结束，蒋总裁就对“龙大哥”下了手。他先把滇军的四个军调到越南去受降，然后指派第5军对昆明城里的几个警卫团实施突袭，再把龙云弄上飞机、送到渝城去当了个有名无实的“军事参议院院长”，从此软禁了起来。
“昆明事变”的总指挥是杜聿明，而杜聿明的临时指挥部就设在昆明岗头村的伞兵总队司令部。在此次“战役”中，伞兵部队的任务是担任总预备队，由于行动进展比较顺利，这支预备队最终没能派上用场。
蔡远飞他们没有赶上“昆明事变”，但大家对事变的后果却有着深刻的印象——昔曰趾高气扬的滇军军官如今已变成了落翅的凤凰。[***]巡逻队只要遇到云南口音的官员和商人就进行盘问搜查，稍有不顺，抬手就是一巴掌、张嘴就是“老滇票，真混蛋！”“滇票”是龙云发行的云南货币，原先比法币坚挺，可如今已经宣布取缔，成了一堆废纸——这时的云南人就和他们的纸币一样，不再值钱了。
不过，在1945年11月份的昆明，社会舆论最热闹的话题依然是《双十协定》。这个协定其实并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措施，但从内容上看，国共双方一致赞同“和平建国”的基本方针，同意通过“党派平等合作”的途径“建设读力自由和平的新中国”，同意整编军队、削减武装力量这让许多人对未来的和平充满了希望。
到了11月中旬，《新华曰报》公开发表[***]的《沁园春？雪》。几乎所有的报刊都转载了这篇诗作，一时间，昆明各界文人政客纷纷唱和，有赞扬的也有反对的。蔡远飞虽然不太懂得诗词，但也觉得这篇《沁园春》写得很有气势
可是，一些敏感的人却从这篇诗词里读到了另外一种意味。
《沁园春.雪》所表现出来的桀骜自负和锋芒毕露，显示了[***]是一个不愿意屈人之下的政治领袖；而蒋介石则同样是个权利**极强的铁血枭雄，他连自己的副手都要提防、对自己的把兄弟都不肯放过，更惶论与敌对势力握手言和了——当这两个人同时站在政治角逐场上的时候，内战肯定是无法避免的。
因此，《双十协定》签订之后仅仅一个月，在伞兵内部就形成了一个共识：“放弃和平幻想，做好战争准备”——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在随后的“整编退役”活动中，陆军突击总队没有削减任何一名军官。
当时，蔡远飞也认为和平的希望十分渺茫。在他看来，达成“和平”的唯一途径是国共两党都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，真正实行“军队国家化”——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大街上依然还有人努力地呼唤着“和平”，真心地期盼着“明煮”和“自由”的到来——这些人大多是象牙塔里的学生。
在昆明，热衷于“和平明煮运动”的学校主要是西南联大以及云南大学、联大附中和昆华女中，因为这几所学校里“民盟”的教师比较多，经常举办一些讨论会和演讲会。蔡远飞曾经去旁听过几次，发觉他们除了批评和责备，并没有提出什么可行姓的意见，所以渐渐地就不再去了。
虽然离开校园的时间并不长，但一年多来的经历，特别是在南京时期的所见所闻，已经使蔡远飞明白了政客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东西。他不相信上层官僚会因为几句理想主义的空谈就放弃自身的贪婪，更不相信一纸提纲要领的“双十协定”就可以限制个人私欲的蔓延。蔡远飞认为，只有权力才能够制约权力、只有武装才能够解除武装——可是，怎样的机制才能让权力和武装得到合理的运用？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使国家向着好的方向发展？他百思不得其解，始终找不到答案。
在这个时期，陆军突击总队的领导层进行了一些调整，最重要的变化是原先的李汉萍司令调走了，由“军政部战车兵处”的处长马师恭少将接任伞兵部队的指挥官。
马师恭是黄埔一期生，陕西人，与杜聿明既是同学又是同乡，资格老，面子也大。他一上任就大搞论功行赏，伞兵队许多人的军衔都升了一级，刘农畯中校成了上校，姜键少校升了中校，就连蔡远飞上士也变成了蔡远飞少尉，大家都很高兴。
其实，刚开始，蔡远飞并不愿意当这个少尉。这倒不是因为他清高，而是由于上级有规定：具有青年军背景的士兵可以申请退伍，而在册军官则必须继续服役。蔡远飞是从青年军207师过来的，如果照旧当上士，他可以回浙江大学接着读书，可一旦成了少尉，他就只能留在军队里了。
让蔡远飞决定继续服役的原因是一张布告。那布告上说，伞兵部队计划挑选一批文化程度高、英语基础好、有培养前途的军官参加“留美预备班”，先在国内集中培训一年，然后送到美国空军学院进修三年——这个消息给了蔡远飞极大的鼓舞。一直以来，他都心存“建设高素质军队”的美好愿望，他觉得，如果有机会到美国的军校去学习，一定可以在那里找到“使权力和武装得到合理运用”的好办法。
11月份，参谋处宣布了“留美预备班”的大名单，名单上总共有四十多个人，而最终能够到美[***]校进修的却只有16个名额。这意味着预备班的学员有一大半将会被淘汰，竞争十分激烈。在这些“预备留学生”中，蔡远飞的资历是最浅的，他的同学中不仅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、有屡立战功的抗战老兵，还有他的上司刘盛亨分队长，而班上资格最老的学员是总队参谋一科的少校科长钟汉勋。
蔡远飞知道，要想在这些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，必须付出最大的努力才行。
“留美预备班”的校舍设在昆明北校场，也就是先前的青年军207师机炮大队的训练基地。年初的时候，蔡远飞曾经是这个地方的“少尉教员”，年底回来的时候却又成了“少尉学员”，而且这两次的少尉肩章都是崭新的——世事真是难以预料。
选择北校场作为预备班的校舍，是因为这里距离西南联大比较近。
“留美预备班”的基础课程当然应该以英语为主，除了学习语法、锻炼听写、翻译作文之外，还要了解美国的社会情况和生活习俗。受聘给军官们上课的是西南联大的教授，这些从美国回来的大知识分子都有股子美国派头，走上讲台，刚解释几个单词就开始批评时弊，从乡长骂到总长、从上士骂到上将，用中文骂了再用英文骂，骂够以后，摔门就走了。
面对着同一个中国，到了教授的嘴里就成了“江山如此多黑”，简直一无是处。
这样的教学方式当然不能符合军方的要求，于是只好换人。可换来换去，留洋教授的脾气都差不多，几乎没有哪个人能够连续上满三节课。搞到最后，军官学员们总结出一条经验，叫做“铁打的教室，流水的先生”。
其实，大学教授们并非特意和军人过不去，只不过因为这么些年里他们都是这样抨击时事的，已经骂习惯了，一时半会地刹不住车。
抗战期间，云南在政治上有三大特色：地方军政、“明煮堡垒”和学生运动。说起来，龙云这个人对知识分子还是比较尊重的，只要不干涉“土皇帝”的执政方略，大学教授高谈阔论、青年学生游行示威，他都持以宽容和保护的态度。所以，昆明的各大中专院校也就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，除了龙云主席，对其他人统统可以乱骂。
虽然都是骂，但教授们各自的特点却并不一样。
一类是“正统派”，比如蒋梦麟、梅贻琦、张伯苓、查良钊、雷海宗之类，他们都具有国民党的身份，有的还是中央委员或者监委，所以发言的时候经常批评延安，很少指责渝城；另一类则是“自由派”，逮谁骂谁，既骂共党也骂老蒋，其中有钱端升、杨振声、伍启元、华罗庚和冯友兰等等一大帮；专骂执政党的“激进派人物”其实并不多，但号召力却很大，他们主要是抗战期间从香港回来的“民盟”成员，风头最健的要属李公朴和闻一多，每次演讲都是人山人海，挤得会场内外水泄不通。
骂人不好，可话又说回来了，当时的政局也确实让人心烦，不仅惹得秀才开骂，就连丘八们也在骂。
在昆明北校场，除了伞兵的“留美预备班”、还驻扎着另外一个训练单位，名称叫做“第二编练处军官总队”——顺便说一句，有的文章把他们说成是“第二军官总队”，这不准确，真正的“军政部第二军官总队”应该在四川合川——“第二编练处军官总队”属于陆总昆明司令部，编练处长是何绍周、总队长是盛家兴，所以又被称为“周兴部队”。
当时，社会上有个“五毒”的说法，即所谓“国大代、军官总、青年从、新闻记、伤兵荣”。这“军官总”指的就是军官总队的学员，他们的特色是经常打架闹事，“不上前线打仗，专在后方打人”。
“军官总”的成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：一是被撤销编制的部队的军官，二是部队整编时淘汰的军官，再就是因个人原因不能随原部队移防的军官，总之都是些“失业军官”。
过去，[***]的惯例是“吃空额”，部队的士兵实数只有编制的一半。抗战胜利后，政斧整编军队，把以前的水分挤一挤，结果是当兵的不够数、当官的却有富余，于是就把这些多余的军官集中起来，培训一番，另行分配。
至于分配的方向，少部分人或许有可能进入军警系统，而大部分人都必须回老家，参加“返乡军人会”，可问题是，“返乡会”的薪水只有军队里的一半，按当时的通货膨胀水平，连自己吃饭都要饿肚子，就更别指望养家了。这个待遇使得失业军官们十分不满：“丧尽天良！打仗的时候让我们卖命，发财的时候就不要我们了”
于是乎，在北校场训练基地，蔡远飞他们每天都可以观赏到“骂人表演”。
西南联大的洋教授在教室里拍桌子大骂：“读才！[***]！”军官队的土丘八就在艹场上叉着腰跳脚：“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处处不留爷，爷爷投八路！”教授们在屋内声泪俱下：“明煮无望，水深火热。”失业军官在外面挥舞拳头：“活路走不通，去找[***]！”真是好玩极了。
不过，“军官总”虽然能和读书人骂成一堆，却走不到一块。
1945年11月25曰，西南联大的学生在校园里开大会，邱清泉第5军的政治部组织了一帮特务军人去捣乱，用对天鸣枪的手段驱散了聚会民众。第二天，昆明各大中学校举行罢课抗议，为了防止第5军再来搞破坏，学生们关闭了校园大门，还组织了纠察队。
西南联大的新校区位于北校场以南，刚好处在训练基地与昆明市区之间。12月1曰上午，“第二编练处军官总队”的一伙人准备到昆明城里去玩，经过联大校门的时候，学生纠察队以为这些军官是来捣乱的特务，就趴在门楣顶上骂他们。
这还了得！“军官总”原本就是一帮无所事事、无事生非的角色，成天正琢磨着到哪里找岔打架呢，他骂别人还差不多，岂能让别人稀里糊涂地骂几句。于是，双方就打了起来。
刚开始，“军官总”砸石头、学生们丢砖头，双方势均力敌。可打来打去，不知哪个混蛋二百五掏出几颗手榴弹，一家伙就扔到校园里去了，结果当场炸死三个学生和一个教师，炸伤了十几个——这就是震惊全国的“一二.一昆明血案”。
学生被杀，事情闹大了。昆明城里的校长和老师们全都站了出来，无论是正统派、自由派还是激进派，大家异口同声：“还我学生，还我孩子！”
蒋委员长没有办法，只得命令昆明军方限期破案。
第5军主管军训的赵家镶参谋长跑到北校场来追查凶手，“军官总”又端枪又抬炸药包，堵住大门瞎起哄，差点没把赵参谋长给绑架了。邱清泉没办法，只好找了两个死刑犯冒充“军官总”，还让他们招供说是[***]给了经费什么的
可知识分子也不是那么好欺骗的。几个搞法律的、搞心理学的教授随便问一问，立刻就把那两个家伙问得露了馅。于是，大报小报全都登出号外——假的！假的！——邱清泉一着急，干脆把嫌疑犯提前枪毙了，想来个死无对证。西南联大对此当然不答应，双方闹到最后，昆明警备司令关麟征和云南省长李宗黄都被撤了职，这件事情才算告一段落。直到今天，“一二？一血案”的“真相”依然是个争论的话题。在马甲看来，这件事，如果往深里分析，时代背景和政治原因确实十分复杂；可如果往简单里说，就是“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说不清”，遇到“军官总”，更加说不清。
被“军官总”这么一折腾，伞兵们也没有办法安安心心学英语了，只好先到巫家坝机场练跳伞。
到美国空军学院进修的人必须具备“伞兵证章”的资格。当初，蔡远飞只跳过一次伞就上战场了，自然没有得到那个椭圆形的胸牌。现在，钟汉勋、刘农畯他们这批新调来的军官正在进行训练，蔡远飞也就跟着大家从头学习。
其实，重练一遍是很有必要的。因为“留美预备班”的器材换了新装备，由原先的t4型伞换成了现在的t5型伞！
未完待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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