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教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前途,也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兴衰,甚至国家的发展。
“璞玉等人琢,良木要人培。”家是温室还是锻炼场所全看持家人的教育方针。家教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前途,也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兴衰,甚至国家的发展。曾国藩一生深得儒学之精义,受益匪浅。他在成名之后,对家教非常重视。

他对待子女有爱但不溺爱,有教训但客观公正。传统儒家对子女的爱不仅体现在养,还体现在育。吃饭、穿衣是重要的,子女的教育问题更重要。和现代社会的父母一样,古代的长辈们也对子女有很高的期望。

刘向的《说苑·建本》中也谈到了在子女教育上的重要性:“父之于子也,慈惠以生之,教诲以成之,养其谊,藏其伪,时其节,慎其施。子年七岁以上,为之择明师,选良友,勿使见恶,少渐之以善,使之平化。”

他主张孩子7岁以上,就应该拜师读书学习,选择好友了。在此过程中,让孩子们懂得区分好坏,分清善恶,这就是我们说的启蒙教育。

儒家强调在家教过程中要培养子女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存技能,只有学会了这些才能于将来在社会上立足,从更长远更高的方面来说,才能踏上仕途,成为人上人。

教育子女的方法,古今相同之处很多。首先强调长辈的威严,但又强调循循善诱的重要性。爱的方式也崇尚理性化,溺爱是害而非真爱。这些观点都是一致的。

子女们长大后做出非法之事,多是由于做父母的在其小时候过于溺爱、宽容的结果。在子女的品德教育、功课学习上,曾国藩也是倾注了很大心血。他经常写信回家,指导孩子们的学习,从科目的选择,到课程表的制订,都详加叮嘱。有时候,曾国藩还让孩子们把作业寄过来,自己亲自批阅。有时候为了给孩子选择一个老师,曾国藩也要下不少功夫去考察。

正是由于如此细心的全面教导,他的子女都走上了成材之路,他的心血没有白费。长子曾纪泽担任过驻外大使,在办理中外交涉方面发挥过很大作用;另一个儿子曾纪鸿精研数学,有著作流传后世。孙辈中有诗人,曾孙辈中有教育家和学者,可谓人才济济、后继有人。

除了对子女的善教之外,曾国藩在事业成功后,在孝顺父母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表率。尽管自己不能亲自回家照料父母,但经常写信回家问候。同时,经常给家中寄去银两,以资接济,把父母放在心上。

多数人都想为后代留下些好的东西。虽然这样想,但假若没有能力实现,也就罢了。麻烦的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当官人,他们如果不能给儿孙留下可观的遗产,即使子孙不说什么,自己也感觉对不住后代。这遗产若为金钱等物质财富,终究是有穷尽的;若是精神财富则可以代代相传。所以说不留下大笔的遗产还好,你留下的遗产越多,害他们就越深。曾国藩对此也有自己的一番理解。

曾国藩不是一个拥有大笔财产的人,但也绝不是一位没有财产的人,还远远没有到临终前,他就在思考如何处理遗产的问题。

曾家先祖星冈公在世时,他认为积攒私财是败家之兆。对此,曾国藩十分信服。他以为,与其给子孙留下大笔遗产,不如教子孙走人正道。他说,如果子孙误入歧途,性情必有变化,将来必定计较锱铢,到那时就难以挽回了。

与曾国藩同时代的清代名将左宗棠在教子上和曾国藩不谋而合,也以德性为本。他说:“尔曹能谨慎齐家,不至困饿。若任意花销,以豪华为体面,恋情流荡,以沈(同沉)溺为欢娱,则吾多积金,尔曹但多积过,所损不已大哉!”他认为如果子女们品行不正,自己积的钱越多,子女们犯的错就越大。这确有一点警世恒言的意味。更何况路是自己走出来的,祖上的财富再多也无法替代自己的人生。曾国藩认为只有自强才会有福。

正是基于这种认识,他请弟弟曾国潘将自己在家乡的五马冲的田产都不留给子女。俗话说,不劳动者不得食。所有的获得都需要自己努力去争取。只要自己肯努力,不靠家产,也不用担心没饭吃。

曾国藩在外做官,始终不忘对子女殷殷教诲。从咸丰二年到同治十年这二十年中,他写给两个儿子的信近两百封,教子如何读书、作文、做人。如何做到只求读书明理,不求做官发财。他教导儿子读圣人之书,并能身体力行,学有所用。

现在,国家依据考试中的优劣选用人才,认为这些人既然能够做到活学,也就必然懂得有益于人类社会的道理,做有益于人类社会的事情,即使以后飞黄腾达也不会忘记为人民服务的道理,兢兢业业地遵循常规办事。如果以为深明德行,造福于民是分外的事,那么,即使这个人才高八斗也不能算是有用之人。这样的人读书无用。

所以说,自身的修养与读书的志向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。另外,学习就是为了使用,说得好总不如做得好。话不在于多少也不在于深刻与否,而在于是否能身体力行,能否把读书有益的能量转换到自己的人生中来。所以说,教育别人的人要重视读书做人的教育,还应避免高高在上、夸夸其谈。从自己学习的亲身体验出发,以研究的态度,中肯地教育别人在学习与进步中的不足,这样才能获得良好的效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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