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明风尘朴朴地从黄河回来。
三司里还有一个能人,陈从信,这个人操守很不好,不过颇有才干。操守好不好与宋九无关了,他非是自己下属,西府也没有人事任免权。要的就是才干。

王明还未回来,宋九与陈从信二人就联手做了一件事。再次将一些经营不好的坊场河渡整理出来,也不问是不是官吏贪苛导致的了,反正没有多大效益,全部将它们拍卖给私人经营,从此朝廷只收租钱,不再直接经营。

进一步替朝廷松压,而且随着这批坊场河渡的取消,官吏数量减少,百姓劳役减少。其实两次裁减坊场河渡,不仅替朝廷松压,还替朝廷得到了一笔可观的收入。

直到王明回来,才开始办正事。

那就是金铺。

河洲那个金银并没有空着,经营金银彩帛,珠宝玉石,与相国寺北面的那些金银彩帛行并没有多大区别。

但它不是宋九的本意。

直到这时候宋九才将它的用途抛出。

不仅是这个金铺,从全国挑出十几个最重要的商业城市出来,开设分点。

第一是发行交子。

宋朝交子出现了许多失误,一部分是盗印,但主要因素是发行泛滥了,天圣时一年只发行一百来万交子,主要用来解决巴蜀钱荒。到了宋徽宗时一年发行的交子达到两千多万贯。宋高宗只有一半江山,因此一年只发行一千万贯交子,然而到了宋理宗时,最高一年曾发行六亿五千万贯交子。

才发行时,因为数量少,信用高。但携带方便,因此交子很受欢迎,曾出现一贯交子相当于一贯一铜钱的情况。到了宋理宗时,一贯交子曾经只相当于一百五文钱。

然而不能一昧怦击它。

毕竟这时代以商业与经济意识观念落后,没有多少金融知识,而且这些交子虽然带来一些不好的变化,可它为宋朝经济繁荣确实也做出杰出的贡献。

没有钱币,以物易物能造就繁荣的王朝吗?

但开始时宋九很谨慎,只发行了一千万贯交子,按照宋朝制度。相当于七百七十万缗钱。

而且钱额也小,只有五文与十文两种。

并不是纸币,而是真正的丝帛币,先用最精美的丝帛制成币底,再用精密的印刷彩印。这个印模与颜料绝对地保密。

然后盖上三司印章。

也就是想盗印。十分困难,而且有了印章。那么私铸三司印章。无疑就是死罪。用此来防范民间盗印交子。

再规订若是百姓想用交子兑换铜钱,任何一个金铺分点皆不能拒绝,随时替百姓兑换。

有了这条规订,那么后世就不会出现宋理宗那样一年能印六亿多交子的奇怪现象。

其次是异地取钱。

在这时,到异地交易十分困难,比如一款十万缗钱的交易。仅是钱就重达近三百吨。如果用船来装,一艘中等船都未必能装得下,若是用车子拉,那更惨了。得用六百辆大车子才能拉走。

更不要说在路上会有意外发生了。

当然没有宋九的政策,宋人也有办法,多是重载来,重载去,一是节约运输,二就是避免这个钱难的问题。

但肯定有很多不便,也掣肘了商业的进一步繁荣。

现在十几个金铺分散于全国各地,就可以避免了这个麻烦。如在京城存十万贯钱进去,带着金铺开的一张证明,到益州只要交一些手续费就可以轻松地将十万贯现钱取出来。

最后就是存贷。这时候有存钱的地方,各个钱柜,然而不但没利息,相反的会交保管费用。因此老百姓有钱,全部放在家中,所以宋九那天与王明交谈,若个个象宋九怎么办?

于是宋九将后世的银行制度拿来,活期的没有利息,在没有完善的金融观念下,金铺不大好挪用这些活期存款。可能会产生一些效益,但还有保管费用呢。存一到两年的年息百分之一,不是收百姓的利息,而是给百姓。三到四年百分之二。四到十年百分之三。十到二十年百分之四。若是存钱取息,那是百分之五。

这个利息有点儿低,不过在这时代颇为诱人。

比如很多人买地,这是手中有钱没有好投资的,实际土地获利也很低,收租子多了租户不高兴,又臭了名声,还要交税务,于是导致很多主户隐田,可能高租。

若是子孙不孝,自己又老了,那么那个存款取息就是不错的办法。比如手中有一万贯,存下去,一年能获利五百贯,那么能让儿孙们不会饿死了,也不担心他们将遗产糟蹋。

正是这些固定存款,可以让金铺用来放贷,利息百分之十五。它就可以盈利了。当然,也不完全是空手套白狼,金银建造要花钱,交子印刷要花钱,前期宋九也计划投入一千五百万贯,一是用来兑换交子,二是用来放贷。

它还是合资制度。

朝廷出建造金铺费用,出交子印刷费用,提供信用与国家资源,私人融资,出那一千五百万贯。各占百分之五十。

但有很多麻烦,不能说它不扰民,首先扰了那些放高利贷的人。

它也不是慈善机构,与王安石挂羊头卖狗肉的青苗法不同,说白了,就是敛财的,虽然利息很低,为了保障收益,前来贷款的百姓必须用宅地契约以及其他贵重的东西抵押。还不起钱了,这些全部没收拍卖给他人。放贷的对象不取,那怕是普通的农民,只要手中有地契,就可以拿它来贷款,不必要再借黑心的高利贷。但还不起,这些地无限对方有多贫困,必须要查没。若是生起同情心,金银里的职员就会钻出巨大的黑窟窿,用此贪没。

所以执行下去。尽管它利息低,也会有争议声。

还有。贷款数额不怕,手中有多少支出的钱帛,就可以贷多少款项。然而各地现钱的配给,以及交子的配额,还有其他一些皆有问题。

所以宋九在三司里呆了很多天,估算天下铜币数量,各地铜币数量,各地实际收入,与商业交易数量。

不能指望它一年能给国家带来几千万缗钱的收入。但若是经营得当,可能不亚于生生多出来一个榷盐收入。有这几百万贯,与少了这几百万贯,性质不同的。

若是中书再争一点气,可以又恢复到太平兴国三年时的盈余。那么只有三四年时光。朝廷就可以宽松地发起一次北伐战争。

而且这时时机很好。

宋九现在不是指望将赵普的势力全部洗干净了,但国家经济困难。有了这个生财办法。大多数人会同意。若是说不扰民,那么最好不要征税,这可能吗?

并且它不但是敛财,一旦实行,会使宋朝商业更发达,多少会使一些百姓生活改善。同时国家商税也可以多征了,仅后者是隐形的,不易估算出来罢了。

宋九与三司官员捣鼓了十几天,又增加了一些方案。例如再次发出诏书,禁各地区征收金银进城税,让金银得以进一步流通,减少各地差价,抬高其准货币的作用,弥补钱不足。发出诏书,对西洋来的金银币进行甄别,从中挑出七八种发行数量大,质量好的金银币进行估算,然后允许其在宋朝流通,但为了防止大多数百姓不认识,准许百姓不接受它交易。主要它们还是贵,可以用来大宗交易。老百姓不认识它们,但各商人的管事不可能不认识。

实际很早宋九就对赵匡胤提议过此事,但赵匡胤笑而不答,曾经一度让宋九心中诽谤。

但不是赵匡胤做错了,那时实行会很困难。

那时钱币不足,那怕在唐朝也不可能实行。

没有河洲的发展,与书院商学的教育,就没有合格的小吏与管事。

国家未大一统,商业还不能称为发达,就没有很好的基础。

现在还有许多困难,但比那时的情况要好得多。

宋九将这个草案递给赵匡义。

草案写得很详细,可能会有误差,例如配给,不过问题也不大,若是钱币不足,各地官府可以拿出一些布帛来及时弥补。

宋琪哼了几句,看到赵匡义虎起脸,才没有作声。

赵匡义知道会有麻烦,宋九也老实地说了,可比直接增税肯定要强。而且利也远大于弊。

若是眼下的财政,赵匡义也许会犹豫不决,但他内心深处还想讨伐幽州的,大哥在内库留了许多钱帛,然而高梁河一役打下来,用得差不多了。

没有充足的财富,如何与契丹决战?

赵匡义让大家散去。

走出来,张齐贤叹道:“宋相公甚至远不及赵相公。”

宋九微微一笑。

宋九与赵普成了死敌,但宋九对赵普评价从来都不低。宋琪凭什么与赵普相比?

可怜的李穆。

吕蒙正与李至倒也罢了,李穆却是一个人才,然而在宋琪的治下,李穆如何能发挥才干?

金铺顺利落实下去。

但没多久,就从房州传来一个消息,赵廷美到了房州,心情低落可想而知。而且死了那么多皇帝皇储,孟昶,柴宗训,赵匡胤,赵德昭,赵德芳,李煜……赵廷美担心受怕,于是忧悸成病去世。

赵匡义对左右说道:“廷美自少刚愎,长大后脾气凶恶,朕以同气至亲,不忍审之以法,让其俾居房陵,希望他能悔过,实际朕常思念。正想让他官复原职,没想到突然去逝了,我心中很悲痛。”

说着大哭起来。

兄弟情深啊,这好感人的一幕,左右一起感动的抹眼泪。

宋九无辄了,只好举起袍袖,将眼睛遮上,不然怎么办呢,他可没本事来演戏。

但不久赵匡义又感到不对,又在政事堂说了一件事:“有一个秘密朕一直未说,今天告诉诸卿家。廷美与朕非是同母所生,乃是朕的乳母所生。后来她又出嫁到赵氏,生军器库副使赵廷俊……”

宋九与张齐贤瞠目结舌。

李昉则不能错失良机,立即义愤填膺地说道:“涪陵公悖逆,天下共闻,这等宫中之禁事,若非陛下委曲宣示,臣等哪能得知。”

赵匡义乱了。

赵廷美肯定不是赵匡义害死的,可现在大哥死得不明不白,两个侄子死得不明不白,不是他害的也是他害的,再加上赵元佐在行宫里抱不平,赵匡义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

那怎么掩饰呢,封禅!(未完待续。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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